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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倒“洛”之风骤起。郑贵妃和娘家人勾结一些大臣、太监，著书立说，发表论文，“乱箭齐发”，散布谣言，为郑贵妃当皇后大造與论；还大肆散布“不得已”的论调，说皇上册立朱常洛，是被逼无奈，朱常洵才是皇上心目中真正的皇太子。
宫中传说，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夜间进到大内，如入无人之境，把一本名为《续忧危议》的书，放在了皇上的床头枕边，对皇上说：郑贵妃是上天赐给他的独一无二的皇后。那本书无中生有，瞎编出一个名叫“郑福成”的人，与朝廷中一位名叫“朱庚”的大臣，关系密切。意思是说：老“朱”家肯定要“更”立皇储，“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将“成”为皇太子。
这些阴谋活动，又在朝野引发一阵骚动。民间人心惶惶，闹不清紫禁城里到底儿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走马换将”？
大臣们比老百姓了解内情，知道是郑贵妃那伙人搞的鬼，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强烈要求追查后台老板，严惩肇事者。
这就是万历年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妖书案”。看来“利用小说反党”，绝不是现代人的“一大发明”。古人聪明得很，比现代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大得多。诸如“四大发明”之类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当时的国际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写几本小说，抒抒情，那还不跟玩儿一样！
看到那么多人没事儿找事儿，影响自己寻欢作乐，神宗朱翊钧坐不住了。他假模假式地“拍案而起”，要“一查到底”。
这不等于贼喊捉贼么！用得着查吗？事情明摆着，“风起于皇帝枕边”，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如果他旗帜鲜明，不和郑贵妃签“君子协定”，哪会出这么多乱子！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但是，谁敢惩办当今皇上？看皇上的面子，郑贵妃也没人敢动。那几个写书的人被揪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为替罪羊，一个个脑袋搬了家。朱常洵倒是沾了包，不得不挥泪惜别老娘，到河南洛阳上班去了。
朱常洵到洛阳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紫禁城里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一个名叫张差的彪形大汉，拿着一根枣木棒子，乘着夜色从东华门闯入皇宫，“通行无阻”地杀向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把几名警卫打翻在地，直到寝殿门口，才被七手八脚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随后捆得结结实实。
经刑部秘密审问，得知，张差本是蓟县井儿峪的村夫，被“两名老公”收买，替他俩“到一个大院儿里去”，杀死仇人；事成之后，可以得到好几亩“旱涝保收”的上等耕地。按照张差提供的线索，刑部的“便衣”摸排侦察，确认那“两名老公”，就是郑贵妃身边的太监庞保、刘成。
“案卷”摆到了皇上的“龙案”上。郑贵妃成了这件“大案要案”的天字第一号犯罪嫌疑人。朱翊钧直嘬牙花子。他想保护这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可又不好直接出面。想来想去，他决定让皇太子“锻炼锻炼”，承办这个案件。朱翊钧心知肚明，眼下，谁都敢得罪朱常洛，朱常洛却谁都不敢得罪；打打苍蝇还凑合，让他打老虎，说出大天来，也没那个胆儿！果然，朱常洛决定，杀了胆大包天的庞保、刘成和张差，这笔账就算结了。
说起来，爸爸和自己都是从宫女的肚子里爬出来的，自己和亲娘又遭受了那么多的“白眼”和磨难，朱常洛应该更“懂事儿”。但是，事到临头，他也像老爸一样，是一个专干糊涂事儿的糊涂蛋！
皇家讲究“吉兆”、“瑞气”，不时编出个神乎其神的瞎话来，蒙老百姓。诸如：顺治皇帝福临出生时，“光芒四射”；雍正皇帝“落草”时，“红光满室”；乾隆皇帝弘历降生时，“天有祥云”，等等。
明思宗朱由检投胎时选错了地儿，母亲刘氏是“淑女”，身份不高。这小子一时糊涂，把“见世面”的时机，也搞错了。当时，京城刚发生过日蚀，天狗把月亮当作烧饼吃了；辽东，努尔哈赤的铁骑，横冲直撞，连连挫败政府大军；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大旱无雨，土地龟裂，流民四窜，十室九空；“小车斑斑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地方大员频频上疏，奏请朝廷赈灾扶贫。那会儿，皇太子宝座可望而不可及，思宗朱由检的老子朱常洛，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愁眉不展。爷爷朱翊钧、爸爸朱常洛，都把朱由检看作“丧门星”，根本不把他当人看待。
不久，朱由检的母亲刘氏遭夫“重谴”，“迁居别宫”，在朱由检五岁那年，撒手人寰。朱由检被交给庄妃抚养。庄妃憎恨魏忠贤，背后称之为“女鬼”。魏忠贤视庄妃为“另类”，处处、事事给她“穿小鞋”。朱由检这条“池鱼”，不可避免地一再被殃及。庄妃含冤而死，朱由检又寄于李选侍篱下。李选侍生了一个女儿，忙不过来，朱由检又被转包给他人。
朱由检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有这一切，无疑在朱由检的心灵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致使他压抑、孤僻、自卑、多疑，而又刚愎自用。如果朱由检没有这些毛病，凭他那个勤快、认真的劲儿，朱家江山说不定会多撑些时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光宗朱常洛种了两棵“歪脖树”——朱由校和朱由检，成不了栋梁之材，以致房倒屋塌，彻底断送了祖宗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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