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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爱“拍马屁”的人，往往自卑得很。因此，才总是以“奴才”的面目出现；一旦得势，又盛气凌人。朱翊钧就有这种阴暗的心理。他在李太后寝宫“尝了鲜儿”以后，到那里去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偶尔碰到王氏宫女，也装着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一样。等王氏宫女费尽周折，寻机把怀孕的事告诉他时，他支支吾吾，好像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似的。
李太后毕竟是“过来人”，很快就觉察出王氏宫女的精神和身体，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追问之下，王氏宫女和盘托出。虽然在意料之中，李太后还是吃了一惊。不过，她的心情很快便由阴转晴：皇后的肚子没指望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没啥动静；其他妃子、选侍，更是“马尾串豆腐”。李太后慧眼独具，怎么看，王氏都像怀的小子。
李太后找儿子谈了一次话，向他暗示：你干的好事儿，我全知道了。儿子见老娘拐弯抹角，也跟着装傻充楞，不捅破那层窗户纸。等儿子走了，李太后才琢磨出一点味来：跟老娘我，有什么事情不能挑明的，还用得着羞羞答答，藏着掖着？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再“审”朱翊钧，老太太打开天窗说亮话，告诉儿子：别以为没登记造册，就想糊弄过去；我这里“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干这种事儿的，除了你没有别人！她嘱咐儿子：赶紧补办手续，改善王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朱翊钧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如今翅膀硬了。居然拖着不办。直到王氏快坐月子了，朱翊钧才在老娘的催促下，安排王氏住进了西六宫的景阳宫。
果然不出李太后所料，王氏生了一个儿子。对这个“长子”，朱翊钧不闻不问，也没有立刻“赐名”。按理，王氏立了这么大的功，像当初李太后生朱翊钧那样，弄个“贵妃”当当，外人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即使封为“皇贵妃”，也有根有据，毫不为过。然而，又是在李太后的督促下，朱翊钧才勉勉强强封王氏为“恭妃”。
满朝文武倒比皇上还高兴，上“贺表”，奏请举行朝贺仪式。他们哪里知道，皇上正“烦着呢”！百官一再奏请，朱翊钧不得已，答应举行朝贺；但是，明确指示：“一切从简”，不许张扬。对百官按照惯例，绞尽脑汁给皇长子取的一大堆意义深远的名字，朱翊钧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个也瞧不上。可是，皇上家的“龙子”，总不能像平民百姓家的孩子那样，“阿猫阿狗”地随便叫，“好养活”；“龙子”得有个像回事儿的称呼！没办法，朱翊钧不知道从哪儿淘涣来个名字，让这个孩子叫“朱常洛”。
朱翊钧事事、处处都透着对王恭妃和朱常洛母子的冷淡和漠视。弄得人们对王氏带搭不理的；弄得朱常洛“营养不良”，长得像小鸡子似的。
不久，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朱翊钧欣喜若狂，立马赐名“朱常洵”，晋升郑氏为“皇贵妃”，把庆祝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皇恩浩荡”，朱常洵自然长得虎头虎脑的。趁老公正在兴头上，郑贵妃请他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朱翊钧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还在郑贵妃的怂恿下，立了“字据”。只是怕引起一场大辩论，震动朝纲，才一时未敢公开摊牌。
老百姓都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管它是盐碱滩，还是山坡地，打下粮食都得往家里搬，顶不济，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君临天下”的朱翊钧却满脑袋浆糊，楞要厚此薄彼！
没有朱常洵时，李太后和大臣们，心理挺踏实：反正有文件规定，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那是板儿上钉钉，时间早晚的事儿。自从有了朱常洵，就像从来没有朱常洛这一号似的，皇上言必称“常洵”。尽管李太后和大臣们并不知道皇上和郑贵妃的君子协定，却也觉得不大对劲儿了。李太后比谁都着急，有机会就问朱翊钧：“何时册立皇太子？”有些沉不住气的大臣，开始截长补短地上疏，奏请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以固“国本”。《明史》记载，大臣姜应麟打的报告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眼瞅着朱常洛老大不小了，别老拖着了。他劝告皇上，千万别在立储这件事上，做出有悖于“礼”的举措；最好按照祖制，尽快把皇长子册立为皇太子，消除大臣们的疑虑和恐慌。
内外夹攻，来势汹汹，朱翊钧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可是，又不甘心让朱常洛那小子当皇太子，就想出个缓兵计，在万历十四年下诏，说：“皇长子身体太弱，册立东宫宜缓不宜急。”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用身体状况作标准，朱常洛绝对比不上朱常洵；这等于告诉大家伙，皇上瞧不上皇长子，压根儿就没想让他当皇储。再说，朱常洛的身体到底“弱”到什么程度，大臣们心理有数，李太后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份诏书，“招”来了雪片似的“折子”。原来还处于观望状态，认为“皇上不至于那么糊涂”的官员，也看到了皇上露出的狐狸尾巴，拿起笔来作刀枪，加入“劝说”、“奏请”的行列。朱翊钧“龙颜大怒”，枪打出头鸟，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大臣，降职、罢官，有的还下了大狱。鸡是杀了，猴子们却不害怕。百官前仆后继，无所畏惧，奏请不止。
面对这种形势，郑贵妃觉得，和老公签的那个协议，有点儿“玄”，就拉起一支队伍，大举反攻。
两军对垒，“杀”声震天。内廷、外朝，太监、宫女，明里暗中，几乎人人都“触及到了灵魂深处”，卷入到旋涡之中。
郑贵妃挂帅的队伍，有皇上暗中撑腰，气焰嚣张；却有“悖祖忘典”、“以亲疏论”的把柄被抓在对手手中，底气不壮。
李太后领军的人马，虽然没有一锤定音的实权，却有祖制这把“尚方宝剑”，勇往直前，“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
朱翊钧焦头烂额，左右为难。大舅子、郑贵妃的哥哥，前来“救驾”，给妹夫献上一计：先封朱常洛、朱常洵兄弟俩为“王”，告诉大家，“皇后还年轻”，立储的事儿，过几年再说……
眼看儿子又在耍花枪，李太后不干了，当面质问朱翊钧：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皇后那是一块寸草不生的撂荒地，还等什么？今儿个你必须说个明白，常洛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就不能当皇太子？
李太后咄咄逼人，穷追猛打。朱翊钧最初还吞吞吐吐，到后来终于扛不住了，便口吐真言：他妈是宫女，有失皇家脸面……
这下子可糟了！李太后闻言大怒：好一个数典忘祖的混小子，竟敢这般蔑视老娘！莫非你长的是猪脑子，忘了自个就是从宫女身上掉下来的肉？！
朱翊钧捅了老娘的“肺管子”，闯下了大祸。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却又宽又广”，再闹下去，无疑会“自毁长城”；赶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通给老娘磕头，赔不是。李太后不依不饶，差点抡起胳膊，搧他大嘴巴。朱翊钧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说不到“点儿”上，无论如何也灭不了老娘的心头之火。直到他当场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回头就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李太后的脸上才雨过天晴。
就这样，内廷、外朝的两大派，争斗了十余年，才把朱常洛“斗”成了皇太子。
然而，朱常洛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麻烦仍然不断。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却没有按照规定到外地去就职，继续滞留京城，时不时大摇大摆地进出大内，和皇爸爸套近乎，给亲妈妈请安。“东山再起”的意图，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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