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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朝后，慈禧太后负责批阅奏章，“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晰无遗”。所以能如此驾轻就熟，慈禧太后自吹自擂：“先帝在世，军务倥偬，政务繁忙，帝常令协助办理。”因而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言外之意：老娘我，是“护城河里的鸭子”，老泡（炮）了！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举行大典后，载淳开始亲政。当天，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百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辅佐皇帝。二十七日，各国驻华使节联名求见祝贺。因为中外双方在要不要行跪拜礼上，争执不下，直到五月份，各国使节才免跪向载淳当面祝贺。
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无论什么政务，都想插手，弄得母子不睦，几近翻脸。载淳和慈安太后，倒处得像亲生的母子似的。
同治十三年十月，载淳卧病不起，一度由他的师傅李鸿藻代行“批朱”。慈禧太后把载淳的六叔、恭亲王奕找来，对他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交给“外人”办呢！撺掇奕接管“批朱”权。不久，慈禧太后又把“批朱”权“顺利”地从奕手中收了回来。
载淳咽气的那天，慈禧太后不准张扬。傍晚，内廷传出懿旨，召诸王、军机大臣入宫“议政”。人都到齐了，慈禧太后没事儿似的，拿着个水烟袋就了座。王公大臣们打听皇上的病情，太后还挤出一点儿笑容，告诉大家：“皇上没大碍，养几天就好了。”接着，就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外面说什么的都有，居然还有人断言，皇上的身子都烂了，“杨梅大疮，没治！”王公大臣都知道事情不妙，对太后的话半信半疑。可是，他们每人只长着一个脑袋，谁敢刨根问底？太后打破沉默，似乎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王公大臣：“皇上无后，万一有个好歹儿，立谁为嗣呢？”王公大臣各抒已见，议论纷纷。有个大胆的“奴才”提议：在皇上的侄儿中挑一个接班人。太后立马儿峨眉倒竖，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王公大臣见势不妙，知道太后的屁股万万摸不得，谁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太后说：“我想让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继承大统，你们觉得如何？”
谁比谁傻？载湉那小子刚四岁，明摆着，眼目前的这个老娘们儿，还想“垂帘”！王公大臣面面相觑，不置可否。有个不知深浅的“奴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皇上没大病，过几天就好了，立嗣的事儿不急。”话音刚落，太后就厉声喝道：“还不着急？都火烧眉毛了——皇上今个下晌就驾崩了！”诸王公大臣先是一楞，随即放声大哭……他们大概一边哭一边想：这么大的事儿，还把我们蒙在鼓里？你他妈的看谁好，就“立”谁吧！让载湉继位的事儿，在这种悲愤交加的气氛中，“顺利”地定下来了。
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冒死诤谏，指责慈禧太后有所冀图。慈禧太后虽然“丢了车”，自己却眼瞅着又要升帐拜帅，正在兴头上，“和为贵”，没搭理姓吴的“王八犊子”。太约五年后，载淳“梓宫”在河北遵化清东陵惠陵下葬那天，吴可读在清东陵自杀了。
光绪皇帝载湉（死后葬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崇陵）四岁即位。两宫皇太后再度“出山”，重演“垂帘”戏。期间，慈安太后移居东六宫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西六宫的长春宫，人们分别称这两位姑奶奶“东太后”和“西太后”。
光绪七年（1884年），东太后病故，西太后从幕后跑到了幕前，与载湉并肩坐在一个座位上“听政”。西太后日渐独尊，说一不二，拍马屁的人如蝇逐臭。有一年大旱，西太后拜佛求雨。三天后，天降甘霖。李莲英对西太后说：“我说什么来着，佛爷也得听太后的，让他下雨，他就得下雨；太后就是老佛爷！”从此，人人都称西太后为“老佛爷”。叫了一阵子，有人觉得不合适：康熙皇帝有“老佛爷”的美称，别人不能“僭越”。于是，许多人改口，称西太后为“老祖宗”。又有人说话了，孝庄太后才是“老祖宗”呢！弄得人们左右为难，干脆就逮着什么叫什么，别惹太后生气就行。
有这么个“老太太”像影子一样，贴在身边，载湉觉得很不自在。年龄渐长，却从不言语。议政时，西太后唱主角，大包大揽。有时，她自己都觉得不像话，用胳膊肘捅载湉，让他“作指示”；载湉也就说个一两句，就没词儿了。
按“老祖宗”立下的规矩，每日视朝前，内廷有身份的男男女女，得先去向她“请安”。载湉也一声不吭地，早早到西太后寝宫大门口“待漏”。等一名太监出来说：“来了！”载湉和众人一起跪地磕头。有一天，大伙儿正在闲聊时，忽听一声“来了！”众人忙不迭地跪在地上磕头。半天，却不见“老祖宗”的身影，环顾左右，只有载湉一人“戳”着，一脸“坏笑”地看热闹儿；这才知道，载湉把大家“耍”了，开了一个大玩笑，嘻嘻哈哈地要和皇上算账。其实，载湉恐怕不光觉得好笑，还有苦涩、捉弄、愤愤不平……总之，五味俱全吧！
光绪十二年，载湉亲政不久，西太后移居颐和园，遥控朝政。载湉截长补短地跑到颐和园去“请安”。西太后提拔起来的那帮大臣，常到颐和园去打小报告，和“老祖宗”一起缅怀在一起“共事”的光辉岁月。袁世凯向西太后密告：“皇上为了变法，要杀太后和荣禄。”西太后立即率领大队人马杀回紫禁城，直奔载湉寝宫；也不让人通报，闯到床前，令人把载湉拖到地上，“立马儿写还政诏书”。
另有一说，当天凌晨三天多钟，载湉得知太后要杀回马枪，立刻起床，派人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报警”。载湉跪在养心殿门口，迎接西太后。太后没搭理他，在殿内升座后，才把载湉提溜进来，逼他写了“还政诏书”。交出大权后，载湉先被软禁在养心殿；后来，多次搬迁，被幽禁在中和殿、颐和园玉澜堂、西苑灜台等处。其间，还随太后出了一次公差，去西安避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载湉先于西太后一天，永远闭上了他那双忧郁的双眼。
其实，早在变法失败的光绪二十四年，载湉和他的大清朝，甚至还有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已经都死了。从1898年到1908年，只是他们的回光返照。睁大眼睛看看，世界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有人仍然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思改革，不思进取，那还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奕和兰儿两口子，给中国人民添了不少麻烦。那些年，老外在中国一通折腾，烧房子，抢珍宝，杀平民，占地盘儿；末了，受害者还得给杀手赔礼道歉，堵“窟窿”。老外被惯出了毛病，“小鬼子”也敢欺侮“大中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人差不多每年都义愤填膺地去帮助日本人民声讨原子弹。近二十多年才想起来，自己的圆明园、“九一八”、卢沟桥、“大屠杀”，也是值得好好纪念的！
提起光绪皇帝载湉这个人，人们往往同情，甚至鄙视他的懦弱，他的不争、他的不幸，怪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工夫去“理解理解”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那个时代求新求变的象征之一。不管怎么样，在重重包围之中，他挣扎过，想突围，想改革，想强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有几个敢“对着干”的？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瞧瞧载湉，他也有可怜疼的地方。
回眸一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华民族的的确确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份资料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占全世界的47%，1980年降至25%；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这期间，中国人口却在大幅度地增加！要不是万众一心改革开放，国人能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么！
至少，现在想弄点儿花生米，当下酒菜儿，再也不用等到过新年、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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