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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朱由校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主张像刀劈斧砍木料那样，对老百姓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正合魏忠贤的“胃口”。他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周兴、来俊臣那样，把东西厂的特务撒出去，“刺官民隐事”，抓住人家小辫，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广为株连，滥施酷刑。有一种刑具，叫“铜管烙”，在铜管里塞上烧红的木炭，把一丝不挂的人，“搂抱”着捆在铜管上。烧红的刑具，套在人的双脚上，叫作“红绣鞋”。从东、西厂大牢里出来的人，没有喘气的，且无全尸。民心思危，社稷不安；志士仁人“大隐于山林”，像李自成那样的，就拉起队伍上了山。尚书孙纬多次上疏，劝皇上：“欲图治平，莫如固结人心；欲固结人心，莫如登用善类。”不知道朱由校在“业余时间”，能不能看一看这类奏折。
思宗朱由检刚登大宝，就对百官说：“朕欲日与众卿议政。”“日理平台”之后，他还频频传臣工谈话；批阅奏章，常至深夜。一份“批朱”，往往数百乃至千言。
自朱翊钧、朱常洛、朱由校，难得见皇上一面的大臣们，现在差不多天天都能和皇上议政，都很高兴，工作也特别卖力气。无奈，想“拯大厦于将倾”的朱由检，志大才疏，心胸狭窄，疑神疑鬼。他对谁都不放心，阁臣、助手，三天两头以新换旧，还错杀了一些贤臣良将。驻守在山海关外葫芦岛至锦州一线的明军，在名将袁崇焕统率下，连败清军。朱由校却听信谣言，把袁崇焕撤职查办，拉到宣武门外菜市口，开刀问斩。
公道自在民心。袁崇焕死后，原籍广东顺德的佘姓义士，收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卧佛寺斜街。佘家世代为袁将军守墓，至今已经到了第十七代人。袁崇焕墓成了受保护的文物。2001年，香港一位中学教师，根据这一史实编写的话剧《袁崇焕之死》，在港公演，获得成功。
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家时，诸王、贝勒，都有自己的“书房”，也叫“文馆”，养着几名学者，既当秘书，又作“老师”。清太宗皇太极继位，把自己的文馆分成内三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设“学士”、“大学士”，在各院办公，协助自己处理政务。顺治皇帝福临童年登基，大权操在多尔衮手中。福临亲政后，改内三院为“内阁”，开设翰林院；并在离乾清宫比较近的景运门内开辟办公室，选择翰林院官员值班，“备不时召见顾问”。同时，把太监的“二十四衙门”，精简为“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又全部予以裁撤。
军机处职房康熙皇帝玄烨童年登基，日常政务由索尼、遏必隆、鳌拜和苏合沙哈四大臣处理。玄烨亲政后，改汉族臣工不受重用的旧制，于康熙十六年，把汉臣引到“卧榻之侧”，令翰林院的张英、高士奇，入值乾清宫南书房。从此，南书房成为君臣议论国事、探讨学问、领略历代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经验教训的所在。玄烨获益匪浅，因而陆续增加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他们差不多都成了皇上的好秘书、好参谋、好助手，成为实际上的内阁成员。这些人的级别不高，多数四五品，少数六七品，有的甚至是“布衣”（普通老百姓）。《中国近世史》称，清代内廷除中枢机关内阁外，还有主管皇帝家事家务的内务府，掌管宗室事务的宗人府，协助太子工作的詹事府（虚设）和分管医疗卫生的太医院。外朝（中央政府）行政机关大体上有吏部、户部（主管财政）、兵部、刑部、礼部和工部，各设尚书、左右侍郎六人，满族汉族各三名；另有主管章奏、信访的通政司，主管礼宾的鸿胪寺，掌管皇家吃喝的光禄寺，掌管宗庙祭祀的太常寺，掌管车马的太仆寺，以及大理寺（相当最高法院）、上驷院、武备院和奉辰院（进献、园林），长官称“卿”，副职称“少卿”，共为“九卿”；还有翰林院（研究、顾问）、都察院（监察、检查）、理藩院（民族、外交，后增设专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子监和钦天监等等。
乾清门御门听政处雍正初年，朝廷不断用兵，有许多火烧眉毛的大事，需要及时、迅速地处理。住在养心殿的雍正皇帝胤禛，在养心殿外院南墙根儿新设了一个机构，叫作“军机处”，亲笔写了“一堂和气”匾额，挂在墙上。军机处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各若干人。大臣从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任，有的军机大臣还兼“南书房行走”。章京是高级秘书、机要办事员，也由能力强、信得过的人充任，在南书房值班。皇帝每日数次传军机大臣议事。他们领旨后，去南书房，让章京起草文件。时日久了，军机处就不光“议军机”了，成为皇帝掌管的权力极大的常设决策机构。作为中央最高衙门的内阁，倒陷入了事务性圈子，只办理日常例行公事，颁发文告，起草、保管诰、诏、敕等及处理奏折等。
乾隆十二年（1747），军机处向东移到内右门西侧办公，章京在隆宗门附近的协慕堂值班。乾隆十三年，弘历“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改所兼四殿二阁，为三殿三阁。”大学士被视为内阁的主要成员，原则上，文华殿大学士高于武英殿大学士，常常列在首辅之位。军机处和内阁，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这种体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军机大臣地位的高低，往往以资历深浅而定，以入值军机的先后为准。最后入军机的人，俗称“卷帘子军机”。每次出入，他都得抢先一步，恭恭敬敬地为其他军机大臣掀门帘子。和珅当上大学士，入军机处之初，也曾乖乖地掀过一阵门帘子。
清初，顺治皇帝福临不定期在乾清门听政。他的儿子玄烨，把“御门听政”变成一项制度：“每日听政，必御正门。”玄烨住在乾清宫，正门就是乾清门。每月，除在太和殿“大朝”、“常朝”外，玄烨天天在乾清门听政，风雨不误。这项制度，沿续了好几代。到咸丰皇帝奕（死后葬在河北遵化清东陵定陵）才松垮下来。奕经常“旷课”，隔三差五才整一次。他之后的皇帝，都“逃学”了，“御门听政”遂无所闻。
乍一听说，皇帝跑到大门口去办公，似乎觉得过于寒酸，令人费解。到那一看，就啥都明白了。太和门也好，乾清门也罢，既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小门小户，也不同于当今机关、学校、厂矿的门脸儿，甚至不同于天安门、端门。太和门和乾清门，都是重檐庑殿顶，坐落在高高的白色石头台基上，“门洞”非常宽敞明亮。太和门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乾清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名为“门”，实用面积却相当于一座大殿。
“听政”时，也不像现代的国务会议，官员们或围着椭圆形会议桌，或面向主席台而坐。“御门听政”作为“五礼”中的一种“嘉礼”，也要陈设仪仗，场面隆重、威严，还比较“壮丽”。皇帝摆的谱很大。
清代“听政”前，乾清门太监负责布置“会场”，在乾清门门庭正中，安置皇上的宝座。座前摆铺杏黄色桌布的御案。座后摆八扇雕龙钸云的屏风。御案前的地上，铺一块毡垫儿，供奏事者下跪用。
数名乾清宫侍卫，分别肃立于宝座左右。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佚大臣，及数十名佩刀持枪的乾清门侍卫、豹尾班侍卫，分左右，相对站在乾清门台阶上下。乾清门前的狭长“广场”、太和殿庭院内，彩旗飘飘，戒备森严。乾清门通往外朝三大殿、太和门、午门的道路两侧，“哨兵”林立。
太监传旨，皇帝即将驾到。早已聚集在乾清门东西朝房内外的宗室王公、文武百官，立即按级别高低，鸦雀无声地来到乾清门前，各自站到规定的位置上。参加听政的，不光是所有中央机关有“品位”的官员，还有京城各级“地方”官员。要不是乾清门前的街道宽得像广场一样，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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