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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有一名“侠女”，外号“三姑娘”，色艺双绝，名气很大。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三姑娘阅人无数，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常出头调解诉讼，代人打官司，从大牢里往外捞人。九门提督兼步军统领觉得她不地道，影响正常办案，派人前去捉拿。公差到了她家，向仆人说明来意，卧室内传出三姑娘娇滴滴的声音：“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公差不答应，立等拿人。三姑娘又发话了：“天大的事儿，也得等我穿上衣服再说。”大约等了一顿饭的工夫，三姑娘款款步出卧室，公差们一见，差点没晕过去，拿人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三姑娘交给公差一包黄绸子裹着的珍珠：“我没工夫，你们拿着它，回去交差吧！”公差都知道她路子野得很，只好携珠而归。
第二天视朝，弘历训斥九门提督：“办差倒是应该认真，但是，也不能仗势欺人，逮着蛤蟆挤出尿来……”把个卫戍司令吓出了一身冷汗。
咸丰皇帝奕“声色之好，过于前朝”，有名位的老婆十九名，临时夫人多如牛毛。就这样，奕还不满意，想调剂调剂，命令官员重金收购江苏、浙江“妙龄女子数十人来京”，欲置诸宫禁。地方官员理解皇上的意思，都到烟街柳巷中去招聘人才。由于这件事大违祖制，内廷外朝一片哗然，只好半途而废。
依照清代惯例，皇帝每年三四月至八月，移居圆明园。这很合奕的心愿。他认为，那里非比大内，比较随便，一过了春节，就张罗去圆明园，十月才回紫禁城。在圆明园，他让内务府雇了数十名有姿色的民女，打更巡夜。这些人三人一组，每晚手持绑铃，轮班儿围着奕寝宫“转磨儿”。奕兴致所至，就传到寝室“谈谈”。深知吾皇爱好的大臣，选了四名美艳绝伦的年轻女子，送入圆明园；颇中帝意，遂将四人分别命名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后人对这件事说法不一，有人说纯粹是瞎编的；有人说“无风不起浪”。有人经过考证，认为海棠春即僖妃，父亲是内务府的厨师；另外“三春”，也确有其人，分别为王姓吉妃，园丁的女儿；张姓庆妃，还有璷妃。最初，她们都是宫女，同日升为贵人，进而嫔、妃。
山西孀妇曹氏，“色颇姝丽，足犹纤小，仅及三寸”。奕闻知，势必得之，遂召入圆明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京城中外各界皆知，皇上的龙床上，睡着一个“曹寡妇”。
《十叶野闻》记述，奕有个要命的“弱点”，不善怜香惜玉，爱之如至宝，弃之如敝履。那么多女人围着他，却没有像武宗朱厚照、思宗朱由检、顺治皇帝福临、乾隆皇帝弘历那样，留下点脍炙人口的恋爱故事。人家光绪皇帝载湉总共就仨媳妇儿，恨就恨得要死，爱也爱得要命，还给后世留了点儿值得在茶余饭后念叨的事儿。奕是个酒鬼，“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太监、宫女遭殃，即使是宠爱的妃嫔，也不免毒打。等他酒劲儿过去了，又常常懊悔不已，未死的多有赏赐。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做法，实在令人厌恶！
奕荒淫无度，身体入不敷出。太医进献秘方，让皇上用鹿血进补。宫中养了上百头鹿，太监每日取血，献给奕。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犯京，奕决定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珍宝美女，他全都不放在心上，就是舍不得那些给他带来快乐、幸福的鹿，命令全都带上。大学士肃顺劝他：“哎呀，都到什么时候了，逃命唯恐不及，何必带那些累赘，自找麻烦；到了承德，要多少有多少！”奕听说承德也有鹿血喝，勉强“准奏”。
奕和载淳这爷俩儿，可谓“父淫子肖”。载淳一表人才，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酷哥。他对一切新奇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对身边的亲信太监抱怨：“宫中生活单调乏味，无聊至极，早晚得把人憋死！”贴身小太监劝“万岁爷”到宫外的大街小巷转转，呼吸点儿新鲜空气。载淳觉得这个主意出得好，乔装打扮，出了皇宫，顿觉海阔天空，好玩的东西真多，乐而忘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出神武门不远，有个卖凉粉儿的，载淳尝了一碗，很对口味；每次经过这里，差不多都吃一碗，却从来没给过钱。卖凉粉儿的见他衣着不凡，气宇轩昂，经常出入紫禁城，料定是位“大官儿”，也就没张嘴要钱。一日，载淳发现有人吃了凉粉儿还给钱，惊奇地问：“吃这玩艺儿还得花钱？”卖者说：“对了。我一家老小，靠这个小本生意糊口，让人家白吃，我们就得喝西北风！”载淳赧然一笑，讨来纸笔，写了字据，交给卖者，指着神武门方向说：“拿着这个，到那儿去找人要钱。”卖者请认字儿的人一看，原来是让内务府“买单”。卖者来到神武门外，字据传入大内。内务府官员见上面写着：付给来人纹银五百两。立刻去请示慈禧太后。太后很生气，不过她说：“不能失信于人，先把银子给人家再说。”载淳归来，太后问及此事。载淳当作一件好玩的新鲜事儿，如实道来。太后转怒为喜，啥话也没说。载淳从她的态度上受到鼓舞，出宫更无所顾及。“吃一堑长一智”，他知道“出门得带钱”了。
一日，载淳正在酒肆间闲逛，迎面撞上了微服出行的兵部毛尚书。毛尚书不禁一愣：“皇上怎么到这儿来办公了？”刚想跪到暴土扬长的地上磕头，载淳用眼神示意“免礼”，嘴里“嘘”了一下，让他别声张。毛尚书也忘了自己要去办什么事了，屁滚尿流地跑回衙门，拨了一帮子人，携刀带棒地前来护驾，搅得皇上没了逛大街的兴致。过了几天，皇上传见毛尚书。毛尚书还以为有赏呢，乐颠颠地就来了。载淳劈头盖脸地“夸”了他一顿，埋怨他“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有一天，载淳在前门大街撞上了“鬼子六”恭亲王的儿子、贝勒载征，俩人高兴得差点儿没欢呼起来。载征比毛尚书心眼儿活泛，比“鬼子六”还鬼，一瞧皇上那身打扮，就知道是偷着跑出来的。俩人按常规，又是作揖、打千，又是抱腰贴面，跟真的似的。这两个家伙是“发小”，“同学少年”，意气相投。载征放浪形骸，举止轻佻。为载淳“伴读”时，两个人变着法地寻开心。一日，恭亲王来“督学”，先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两个“小兔崽子”把脸抹得花哩胡哨的，正在拿腔作调地唱“色情戏”。恭亲王火冒三丈，命令儿子“立刻滚出去”，再也不许到宫里来“现眼”！今儿个旧友重逢，“边喝边聊”。重叙当年“撒尿和泥”、“化妆演戏”的那些事儿，俩人狠不得当场就合穿一条裤子。
有载征“公关”，呼朋唤友，载淳有了一大帮哥们儿，都是年龄相仿、游手好闲的堂兄弟。这伙花花公子，喜欢穿一身黑衣服，混在市井中冶游，哪儿花姑娘多，就往哪儿钻，嘻嘻哈哈，全无正经。对前门外的花街柳巷、“八大胡同”，他们熟门熟路；一入娼寮，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随便。载淳自称“江西陈举人”，名娼艳妓的花名、绝活，随口而出，打情骂俏，无所不为。
又一日，翰林院官员王庆祺与友人在饭馆小酌。王翰林善唱“皮黄”，友人爱好昆曲。喝着喝着，友人操琴，王翰林唱了起来。一曲终了，隔壁雅间儿过来一人，问王翰林姓氏，在何处高就，并请再唱一曲。王翰林见来人气度不凡，谈吐文雅，欣然从命。正唱着，门外有两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向内张望。不一会儿，“鬼子六”恭亲王急匆匆走进来，与来人耳语几句，来人即跟着恭亲王出门登车。恭亲王侧身坐在车辕上，扬尘而去。王庆祺大惊失色：恭亲王“赶车”，除非当今皇帝，谁敢安坐？
王庆祺所料不错，第二天传来圣旨，着王庆祺入值南书房，连升三级，官至二品。这王二品可不是个好鸟，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尤其是嫖，堪称行家里手。他献给皇上的见面礼，是一套精致的《春宫图》。他见皇上对图爱不释手，进而与皇上深谈，详细地向载淳介绍京城妓中妙者，同皇上交流心得体会。王庆祺无孔不入，对不入流的“暗门子”，也了如指掌。在他指导下，载淳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一个“飞跃”，经常夜宿暗娼之家。
同治十三年十月，载淳终于折腾到头了，一病不起。大道消息说，是“出天花”；小道消息说，是“杨梅大疮”；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两毒并发。经太医调治，病情一度柳暗花明，载淳能够下床活动活动了。可是，疮疤未好，他就忘了疼。一日，皇后阿鲁特氏来探视，载淳春心荡漾，跪地求欢。云雨过后，载淳病情恶化，于十二月初五死在养心殿。为他整理遗物的太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王庆祺献的那套《春宫图》。载淳用行动实践了那句老话：宁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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