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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管得了老百姓,管不着老天爷。老天爷是个不认“大马勺”的主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皇帝添点儿乱。
明思宗朱由检自小到大,受尽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窝囊气。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总算逮着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了。尽管先皇哥哥朱由校的尸骨未寒,他也要举行登基大典,抖抖威风。正当文武百官撅着腚,虔诚地“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时,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尖利刺耳的轰鸣声,而且一连响了三次。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毛骨悚然。大臣们直嘀咕:这个头儿开得可是不怎么好啊!
明神宗朱翊钧朝服画像头儿没开好,结尾更糟糕。明末,辽东的清军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花花江山:陕西的李自成义军,步步推进,锋芒直指京城。在这种形势下,朱由检迎来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农历甲申年(1644年)元旦。屋漏偏遇连阴天。没等日头露一面,京城便刮起了“沙尘暴”,“震屋扬沙,咫尺不见”,以至站在午门外“听喝”的百官,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城楼上的钟鼓声。朱由检穿着袞服,戴着旒冕,准时御太和殿,升了宝座,却没有人来捧场。视线所及,只是被风沙吹得摇摇晃晃、眼睛“眯缝着”的锦衣卫警卫和仪仗队员。朱由检不由得悲自心中起,怒火在胸中烧。等满朝文武得知皇上已经临朝,正在“傻老婆等苶汉子”时,才一窝蜂般涌入午门、太和门。慌慌张张,又“两眼一抹黑”,谁还顾得上“文东武西”地排班儿?许多官员都“站错了队”,文臣武将插花般地胡乱分成两拨,冲着太和殿的方向下跪磕头。听不清鸣赞官的口令,也听不到乐曲声,完全没有了节奏感,动作七上八下,全都跟着感觉走了!
大朝在慌乱中匆匆开始,又在慌乱中匆匆结束。有些老臣联想起朱由检的登基大典,老天爷就怒吼了三声,今天老天爷又给脸色看,都觉得“大大地不吉利”。果然,不到三个月,历时近三百年的大明朝,就土崩瓦解了。
小皇帝的登基大典,最容易出纰漏。因此,典礼前需要反复排练。明宣德十年(1438年)正月,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故,九岁的皇太子继承大宝。黄嘴丫子还没褪净的朱祁镇,本性就好动不好静。他把登基大典看作“演戏”,一开始还觉得很好玩,但是,长时间坐着不动,还得拿出个架式来,他就很不自在,一招一式,都“装”得不到位,奶奶、妈妈、礼部官员、司礼监的太监,“手把手”地教他“装蒜”,连哄带吓唬,排练了好几天。“教练”们个个惹了一肚子气,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还好,一番苦心没有白费,登基大典总算顺顺当当地拿下了。
明代采用公开册立皇太子的方式,确定皇位继承人。朝廷的“红头文件”说:“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大位。”因此,册立皇太子,又叫“立东宫”、“立国本”。这么大的事儿,当然要举行盛大典礼,好好热闹热闹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和殿的重建工程还在继续,四年前那场火灾留下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和昔日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金銮殿相比,这会儿也就算能遮风挡雨而已。
神宗朱翊钧身着礼服,乘着礼舆来到保和殿,等待吉时。王氏宫女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明光宗,死后葬在十三陵庆陵),已经“够廿儿”。他穿着一身儿新做的礼服,奉命站在太和门外候着。
吉时一到,钟鼓齐鸣,奏中和韶乐。乐曲声中,朱翊钧摆驾太和殿,升金銮宝座。礼部尚书引导朱常洛,入太和门,从东侧走上太和殿丹陛,规规矩矩、诚惶诚恐地肃立在“拜位”上。接着,他俯伏在地。向着太和殿“三跪九叩”。乐止,鸣赞官亮开嗓子高喊:奉旨册立东宫太子!宣旨官站在金銮宝座右前方,张开大嘴,高声诵读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乐起,朱常洛爬到地上叩头谢恩;跪在地上,双手颤抖着接过颁诏官递过来的册和宝(证书和印鉴),转手交给侍立在侧的“伴读太监”,再次叩头谢恩。
等父皇起驾,乘礼舆回乾清宫,朱常洛才在乐曲声中,牛哄哄地走下丹陛。礼部官员导引,皇太子仪仗拥着朱常洛,鼓乐队紧紧跟随,浩浩荡荡地出太和门,向东经协和门,向北进文华门。朱常洛在文华殿升座,接受满朝文武跪拜、祝贺。
礼成,朱常洛去坤宁宫跪拜“嫡母”(皇后),谢恩;再到东六宫的景阳宫,参拜生母王恭妃,谢恩;然后,回到自己住处,收拾东西,迁往“东宫”。
次日,朱常洛谒太庙。回到“东宫”,他郑重地开始行使皇太子的“职权”:册立郭氏为“太子妃”,颁发了盖着太子关防的“证书”。
帝后的常用交通工具,是各种各样的轿子,也称为“舆”。
皇帝出紫禁城,由锦衣卫校尉抬轿子。在紫禁城里,帝后的轿子都由太监抬。祟祯年间,思宗朱由检的田妃,曾一度搞改革,让抬轿子的太监统统下岗,选用宫女抬“凤舆”。朱由检夸媳妇儿“知礼”。烈日下,轿妇汗流浃背;下雨天,又个个变成了落汤鸡。田妃作了一番考察,画出设计图,命令太监沿途搭起竹棚。轿妇们免了日晒雨淋之苦,轿夫们也跟着沾了光,都夸田妃“体贴下人”。
清代,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在太和殿举行常朝,臣工参拜皇帝,升官的和调职的官员面圣谢恩,外国使节朝拜、行礼、进贡等;其中,外国使节的首次朝拜,类似今日大使递交国书。皇帝有时在晚膳后,传见大臣,时称“晚面”。
《康熙南巡图卷•卤薄图之一》顺治皇帝福临的叔叔多尔衮在吴三桂协助下,占领了北京,多少也有点儿“天上掉馅饼“的意外之喜。应该说,当时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做好统治一个泱泱大国的充分准备。顺治皇帝福临在当年十月一日举行登基大典,所用的大驾卤簿(仪仗),基本上沿用了他的父亲皇太极在老家盛京(今沈阳)用的那一套:一把金漆椅,一个金漆凳,四个拂尘,当差的戴铜顶黑绒帽,穿绿色衣服,扎黄色腰带;一个金痰盂,一把金壶,一个金水瓶,一个金盒,两个金香炉,两个香盒,操家伙的夏戴凉帽,穿绿色衣服,罩青色补褂,扎黄色腰带,冬天则戴貂皮帽子;一把曲柄盖,四把直柄盖,两把大扇子,四个符节,六支黑杖,四支红杖,拿这些物件的人戴插着黄色羽翎的铜顶黑绒帽,绿衣黄带;六把大刀,六支长戟,十面纛,十面旗,文马(配马具)十匹,当差的夏戴凉帽和披肩,冬穿“虎皮褂”。另有锣鼓笙笛等一大堆乐器,乐队队员戴插着黄色羽翎的铜顶黑绒帽,穿绿衣黄褂,扎红腰带。
清朝在中原站稳脚跟后,吸取了前朝的经验,又保持了满族的风俗习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典礼、仪仗规制,并逐步趋于规范。清代皇帝卤簿(仪仗)大致分为四种: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各由若干人员及器物、马匹等组成。大驾卤簿最排场,最壮观。从人数上看,多时可达三千人左右;中等规模仪仗,一千五百人左右;小打小闹,也在二三百至五百人之间。皇后卤簿称“仪驾”,皇贵妃、贵妃的称“仪仗”,妃嫔的称“采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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