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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熊全龙没有那趟加州之行，如果他去了加州没有到罗斯密学区，如果在小小的学区里没有遭遇那个日裔领导人……
可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在长兴，这个宁静的浙北小城，人们突然面临着众多的造访者——教授、专家、记者、官员,纷至沓来，欣喜、惶惑之余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自长兴而起的“头脑风暴”正悄悄席卷中国教育界。
而那个“如果”命题，事后再三地被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们在不同场合嗟叹、击掌以至扼腕。
是什么成全了熊全龙，成全了长兴？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是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赴美国加州考察的。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和浙江省的“教育强县”，长兴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发展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长兴人对基础教育和优质教育的需求。
“长兴要普及15年教育，如果单靠政府投入来迅速解决教育资源匮乏问题，难度很大啊！”刚刚上任不久的熊全龙对问题症结早已了然于胸，意欲“痛定思痛”来个“休克疗法”。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摆在面前：给民办教育添把柴，让火烧起来！摆脱观念束缚，热忱拥抱民间资本！
那时，环顾长兴，依然是公办学校的天下，只有清泉武校和华盛中学两所民办学校，也只是初具规模，不大起眼，招生很困难，哪里能与公办学校分庭抗礼呢。说扶持，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愿意上职高，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0.73∶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
如何打破这种“非均衡”？如何激活这潭止水，让它快速流动起来？
2000年11月2日，熊全龙随教育考察团到美国罗斯密学区考察，内容是了解高中以下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当时正值加州大选前夕，在一些需要全民表决的问题中，该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据说，这位日裔女士的英语讲得还不大流利，翻译很费了些功夫才领会了其意。熊全龙的脑子却琢磨开了。
“我发现当地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学校多属公办，各级政府用公共资金开办学校，老百姓去公立学校上学，因为学费低，等于间接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在加州，却是另一种体制：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公共财政中的教育补贴不是拨给学校，而是通过教育券直接发到学生手中。”
比如说，加州公共财政中的教育经费平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一年有3000美元，那就直接给每个学生发放3000美元的教育券；学生拿着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收了教育券，再去政府领钱。除此之外，公立学校不再从公共财政获得其他资金。
熊全龙眼前一亮。“加州和长兴都是财政出钱办教育，但拨款体制的差异，带来的激励效应却大不一样：加州通过把教育经费折合成教育券，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消费者有权择校，这样一来，各校之间的竞争就很直接了，不论公立私立，哪个学校提高的教育服务好，招收的学生就多，拿到的教育券也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就越多。”
回头看看长兴这两年的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人的教育需求随之高涨，外来资金开始投资教育。但是，民办和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还未形成。那么，加州教育券能否“拿来”为此助一臂之力呢？
但“拿来”还须改良，明摆着，国情不一样呀。长兴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可以先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学校和职高中发放教育券，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加州之旅带回了鲜活的思想，还有熊全龙一颗激荡的心。试验意味着什么？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成了，长兴教育这盘棋就走活了；败了，败了又有什么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熊全龙深谙每一步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使得长兴教育券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有了投石问路的意味。
2001年夏天，《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贫困学生档案》建立，县教育局向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教育券。
2003年4月的一天，我在长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看到了后来引发了众多关注和争议的教育券。谁也无法想象，正是这一张张印制精美、有着不同面值标识的纸券，竟掀起了长兴内外的教育革命，被称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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