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雪崩
资金黑洞

    新世纪倒闭后的整整一年里，武汉的大小媒体均对此表现得讳莫如深，退避三舍。直到一年后，这则迟到的新闻才揭开了其间诸多惊人的内幕。其中，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新世纪的财务状况。

    　　据参与调查此案的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透露：新世纪从1995年起收取学生的各项费用超过1亿元人民币！但是，这笔钱究竟用在了何处？如此巨额“资产”何以导致债台高筑？至今还是一个谜中谜。人们看到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记录是：新世纪欠银行贷款1965万元，需退还给学生的教育储备金1550万元，拖欠教师工资70万元，学校伙食赊账300万元，基建工程欠款286万元。总计负债高达4000万元！

    　　如今，师生们回想起来，其实早在学校关门前，财政危机就爆发过好几次。尽管学校收取了学生高昂的赞助费和学费，却时常露出“穷酸”之态。老师们的工资经常无故被拖欠。学校法人代表、董事长田汉桥屡屡向老师承诺兑现工资，并开出空头支票200多万，其实根本无钱支付。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精神，老师们才强压怨气咬牙坚守到最后。

    　　到后来，学校竟然无钱买教材，学生上课靠抄黑板学习。这是当初东拼西凑、辛辛苦苦攒足学费的家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由于时不时地拖欠电费，学校经常面临供电部门拉闸的威胁，食堂甚至拖欠人家的菜钱。债主们开始陆续登门，学校领导皆称病不出。

    　　有记者曾对2000年新世纪倒闭时的学生花名册档案（加盖了武汉市教委学籍专用章）做了粗略的统计，发现新世纪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小学部301人，初中部238人，高中部135人（其中4人准备出国）。而自1995年以来前后招生2000名学生，在这当中缴纳了13万、18万、20万乃至30万不等的教育储备金约200多人，其余都交了2万元的建校费。光教育储备金加上建校费，新世纪5年中所收取的可计算费用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如此巨额的“收入”竟然会引发财政危机，这个资金黑洞是怎样造成的？是学校管理上的疏漏，还是其中隐藏有更大的内幕？

    　　有知情人透露，新世纪在内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较大漏洞。到学校关门时止，平均每2.8名学生配一个教师，后勤人员众多，员工工资高出同类学校很多。据说，一个保安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工资，同时还管吃保住。

    　　江岸区谌家矶司法所所长吕京汉，曾接触过一位新世纪财务老总。这位老总曾透露，新世纪的开支费用的确很大，后来他一上任就抓财务，短期就降低了20多万元开支。

    　　“新世纪创办初期凭借名人威望，的确为学校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但它内部的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备，这就为日后的亏空埋下了伏笔。田汉桥毕竟不懂教育，而刘道玉又不懂经营，教育和经营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当然，不能排除田汉桥澳门豪赌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运行中的问题。新世纪的落马说明了如何把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还是个艰难的命题。”

    　　但吕京汉这番温和的说辞却并不为家长、老师们所认同。

    　　愤怒的家长们坚持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窟窿大得让人难以相信。计算300多名学生的建校费和教育储备金，并不足以达到后来资不抵债的惨况。那这笔糊涂账该怎么算？这笔巨款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在这种追问的背后，有关田汉桥奢侈生活的传言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了家长。一位新世纪副校长用“花天酒地”来形容田的生活：乘的是奔驰600，戴的是白金手表，还经常出入赌场且出手阔绰。

    　　调查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新世纪自建校以来，并未按章办事，而是另搞一套。他们完全按企业方法进行核算，并且使用违规收据和自制收据，致使学校的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得不到真实地反映。而且，按照相关规定，“教育机构的财产应当与举办者的财产相分离”，但是新世纪的账务和大股东红康公司的账务并没有分开，学校大量报销红康公司的各种单据。

    　　除此之外，新世纪收取了高额教育储备金、建设赞助费、学杂费后，并未按要求设立专项的学校教育基金，更没有建立教育基金管理监督机构，这就给田汉桥大量挪用或侵占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新世纪在资金的转移上可谓费尽心机，奇招迭出。1994年9月12日，新世纪的初创合同上写明：以田汉桥为法人代表的武汉红康发展有限公司占学校股权的65%，以刘道玉为法人代表的武汉市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以无形资产入股拥有学校5%的股权，江岸区谌家矶管委会和谌家矶乡政府分别占学校股份的15%。由此，田汉桥成为新世纪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

    　　但是，1998年6月30日，湖北省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检查，换发新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在新的许可证上，举办者已经变成了武汉路石公益有限公司。原来学校是四家持股，后变更为一家持股。股权戏剧性的变化的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一家公益公司何以持有这么多的股份，而作为小股东的武汉红康发展公司法人代表田汉桥却仍然“出人意料”地成为学校董事长！据说，这是“他们私底下商量的结果”。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新世纪股权的“巧妙”变更为大量资金的转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可能。

    　　新世纪案发后，作为掌握学校财政大权的田汉桥却神秘地“失踪”了。据知情人透露，其实这期间田汉桥仍然在武汉。2001年10月22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学生家长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意外地发现，田正驾驶着一辆红旗轿车从武昌开往汉口方向。

    　　而就在2001年2月6日，田还给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发了一封“密信”。信中充满了“歉疚”和恐慌之情：……新学期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是没有希望了。尽管从2000年10月至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内疚和失望……家长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愤怒，因而我个人已无生命保障。因此，我要回避一段时间……

    　　田汉桥，1962年生，曾是一家工厂的科员，后来做生意赚了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即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1994年前后，在田的动议下，红康公司等四方签署合同，创办了股份制新世纪外校。

    　　学校倒闭后，众多的家长面对无法兑现的收据欲哭无泪，对田竟然还能如此“安全躲藏”大惑不解。一些新世纪老师透露，田和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关系“非同寻常”，曾出钱分批组织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到欧洲等国“考察学习”。正是这些“保护伞”使得田在危难关头一直得以“安然无恙”地栖身于“火山口”。

    　　新世纪的倒掉，究竟是办学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监管不力造成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学方向不明确和动机不纯的结果？在一份《关于筹建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具体实施方案》上，记载着投资回报的详细核算：“……从上述投资与回报中不难看出，从投资到回报的七个月内就有较大利润，而且当年不再有较大投资。显而易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创办外国语学校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投资项目，而且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且风险小、见效快，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但是，就是这个“风险小，见效快”的投资项目最终却陷300多名学生及其家长于水火之中而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