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名校办民校”
是民办教育的福音，还是劫难？

    “……那天有个海外的朋友来找我，说他想在广州办一所学校。我说你不要办了，办了就死掉了，我们办了也就办了。你办了，肯定比不上名校办民校。应该说，以后纯民办学校的，很难见到今天在场的这些面孔了，可能出现新的面孔，格局是两回事了……”

    　　伤感的气氛霎时笼罩着会场。这是在2003年8月广东主流民校高层峰会上，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的发言听上去更像是“壮烈牺牲”前的悲情告白。

    　　沉默很快被打破，不时有激烈的火花溅射出来。

    　　“10年前我们面临的是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大家都不敢戴民办的‘帽子’，我们要为生存斗争。现在我们过上了一点好日子，大家又争着戴民办的‘帽子’，一戴就可以高收费呀！但我们是高投入才高收费的！那么，公平竞争究竟体现在哪？！”说这话的是广州民校中的“老字号”——南洋英文学校董事长林经嘉。

    　　“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校，这是不公平的。有人还借助这个《法》瞎搞，我们就有困难了，这个困难是政府的不公平造成的！”英豪学校创始人陈忠联直率放言。

    　　本来是盘点广东民校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报告会，却开成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论战会”。

    　　这样的论战在我随后参加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又亲历了一次。8月22日，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人民政协报》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教育沙龙，主题是“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而此时距离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不过8天时间。

    　　论战是由著名教育法学专家劳凯声教授的一句发问引起的。

    　　“很多人反对独立学院政策，我要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市场，妨碍谁了？打破了什么？我想相当多的民办学校办学者是不是觉得公立学校进来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了？”

    　　话音未落，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争着首发一“炮”。

    　　“……妨碍了谁？肯定直接妨碍了像我们这些真正民办学校的利益了。它的不公平在于投入、政策上的不公平。如果允许现在的公立教育来办民办学校的话，一定会制约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最终也会对中国教育的真正合理格局形成必然的后遗症。”

    　　紧接着，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就给与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浙大膨胀了，华中膨胀了，北大、清华再膨胀……那么，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越远了还是越近了？我个人认为越来越远。独立学院政策最终会拖垮中国的名牌学校，不利于真正产生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名校办民校” 到底如何？独立学院的背景怎样？为什么在近两年的民办教育界引发了如此广泛和强烈的“狂轰滥炸”？

    　　有人把当下的名校办民校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卖招牌”型，名校仅仅输出品牌，由此衍生的民校与之没有根本的联系，前者坐收渔利即可；二是“联姻”型，名校与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办学，名校的品牌、师资和管理与社会资本结合，走一条“克隆”名校之路；三是“一校两制”型，名校招生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部分，计划外自然高收费，看似两部分学生享受的是同一设施、师资和管理，其实暗地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典型的“校中校”。

    　　在实践中，名校办民校有着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转制”在这里的公办中小学中十分盛行，纯民办学校则为此恐慌不安。为何？“转制”出来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别名，诸如“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一中设“实验一中”，二中不甘落后地也设“实验二中”，蜂拥而上，好不热闹。用一位公立中学校长的话说，这种转制学校就好比有一个当大官的老爸，又有一个大款老妈，有钱有势，日子能不好过？！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而在华南地区，名校办民校一开始就附着在地产楼盘的售卖中“出笼”，有人称之为“名校和名盘的联姻”。一时间，地产教育的概念炙手可热，不久就风生水起，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但地产商、业主和政府都渐渐感到，这台戏不那么好唱了。业主抱怨“名校”娩出的“民校”收费太高，清醒过来既而叫道：“要公办，不要民办！”地产商有苦说不出，高投入换回的却是“吃不饱”的生源，想脱身岂一个“钱”字了得！轮到政府瞪眼了，面对的是“名校”云集，“麻雀学校”横生，这个残局该谁来收拾？

    　　独立学院甫一问世，打出的也是“办学机制多元化”的大旗。独立学院，又称“二级学院”，就是公办普通高校利用其品牌资源，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学院。由于它依托名校，尤其是毕业文凭为“××大学××学院”，因而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无疑，对民办高校则构成强大的杀伤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5个省市举办的独立学院共300多个，现有本科在校生40多万人，今年计划招生3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最多的省份。浙江省20所本科院校创办了19所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武昌分校等等。

    　　此前，教育部一直未对“二级学院”问题明确表态，认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探索，不必急于表态。今年5月，教育部确定了积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都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发展独立学院。并且，今后国家将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倾斜，希望通过独立学院的发展，促进民办高教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一出，掌声有之，嘘声有之。喝彩者自然是公立高校，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忧虑者自然是纯民办高校，而一些意欲进入民办高教领域的社会资本，则首鼠两端，四处游走，费尽心思地开始思忖：到哪里去找一顶合适的“红帽子”戴戴？

    　　尽管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突出“优”字，做好“独”字，即独立学院必须是独立法人，要实现校园、财务、管理、文凭的独立；强调 “民”字，必须走民办机制，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但在教育界内外还是众声沸腾。

    　　积极的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高等本科教育已经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通过吸纳民间资本，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克服投资激励不足，促生新式财产权。

    　　争议性的意见，认为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但从长远看，独立学院的发展和对它的倾斜扶持，打压了业已苦苦办学多年的真正民办高校，使它们很难与挂着名牌大学字号的独立学院竞争。

    　　是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

    　　是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还是会造成长远的萎缩？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非教育领域外的资源流入教育领域内？

    　　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像冬季的晨雾，萦绕在教育界内外，潮湿、混沌。就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这个秋天，穿梭于民办学校、各种教育论坛和沙龙间，我收获的却是意外的忧虑、彷徨甚至悲壮的复杂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