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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二头就托狼骚儿在菜市场找了个摊位,开始卖菜了。狼骚儿自从工读学校毕业后就在农贸市场倒腾水产,已经卖了一年多,据说他尿炕的毛病吃生鱼治好了。不过狼骚儿自己却说时运不济,最近又添了两个新毛病,一个是脸上起牛皮癣,一片一片的跟鱼鳞似的。另一个毛病更可笑,他无论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群野猫,死了妈似的叫唤,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偷猫的。山林依然在东躲西藏地倒卖香烟。我还在上学。
转过年我高三了,一点儿看杂书的工夫都没了,我们像头驴一样天天趴在桌子上背课文。重点学校就是这样,似乎每个人都有心计,有个家伙硬说有一道题高考必考,可他就是不告诉别人,结果这个家伙高考的前三天抽开了羊脚疯。
柳芳忙着收集各所大学的简介,最后我们决定一起报考天津大学,一来离北京近,二来好歹算个重点,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
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我感觉自己和白痴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看见白纸黑字就恶心得想吐。山林和二头找过我几次,看见我的样子无不幸灾乐祸,二头甚至说:“你小子简直就跟一棵烂白菜似的,幸亏我学习不好。”
那次山林又来了,他说搞到了两张球票,世界杯外围赛的,中国对香港。他死活要我一起去散心。那时老师们宣布:大局已定,以后你们最好的复习是给自己放松心情。我想想反正这样了,索性去疯一把。
其实我本来就是个球迷,自从中国队3:0干掉科威特后,我就一直关注着国内足球的发展,上回曾雪鳞拿了亚洲杯亚军后我兴奋得半夜没睡着。这次冲击世界杯,应该十拿九稳。香港队不过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碟小菜。可惜前几场比赛父母和老师跟看贼似的盯着我,不然我早去了。
那天我们是骑车去工体的,路上就觉得人流如潮,群情激昂,似乎所有人都是去看球的。到了工体,那场面就更不一般了,人们挥舞着几百面红旗,体育场周围简直成了红色的海洋。有一个家伙提着面耍猴的铜锣,在人群里一边跑一边汀汀镗镗地敲,锣声清脆而急促。有人问:“什么讲究?”那人大笑着喊:“好好耍耍香港队呀!”还有些年轻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围着体育场转,每辆车后座上都站着一位。自行车在人群中穿行,后座上那几位居然稳如泰山,没一个掉下来的。他们边骑边喊:“几比几?”人群中马上有人接口道:“5:0”
“热闹吗?”我们把自行车存好,山林笑着问我。
“前几场你都看了?”我感到耳根发麻,胸腔里有股热气一个劲往上漾。
山林点点头:“前几场气氛可差远了,对手全是傻逼!这才叫看球呢。”说着他一下把上衣脱了下来,光着膀子在前面走。
“等会儿,我买几瓶汽水。”我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不远处的汽水摊已经人满为患了。
我们几乎是被人流推着进去的,走进体育场耳朵便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像无数只马蜂在耳边飞舞。人声如潮水般狂哮着、嬉戏着、欢呼着。似乎什么都能成为庆祝的借口。每个看台都有几个人带头指挥,喊声嘈杂,根本听不出他们在叫什么。大部分人都脱了衣服,他们把衬衫捆在胳膊上,拼命地挥舞。上层看台更热闹,有人举着红旗竟把大半个身子探出来了,我真替他们捏了把汗。
我们身边坐着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他兴奋地问我:“能赢几个?”
“最少三个。”我说。
“对,在香港让他们蒙了一回平局。小伙子,张宏根、年维泗的时候我就看球了,先农坛跟印尼2:2那场我就在,那时还没你们呢。这回肯定能冲出去。”老者边说边拍着大腿,跟音乐老师打拍子似的。
这时国家队出场了,我所在的看台离通道很近,我清楚地看见国家队的球元们一个个表情麻木,动作僵硬,有几个走路都成一顺边儿了。倒是先出场的香港队嘻嘻哈哈的,格外轻松。
“你估计能赢几个?”山林趴在我耳边喊。
看着那些在场里热身的队员,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兆:“反正踢平就出线。”我大声嚷嚷着,但在挤满八万多人的体育场里,我的声音还没蚊子声大呢。
几分钟后,球赛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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