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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
有次数学数学老师进屋，大家像平时一样离楞歪邪地扭在当地，数学老师为人随和，学生们自然登鼻子上脸，狼骚儿还趁机伸了个懒腰。
“行了。”面对这场面，老师早就麻木了，可他还是是想说几句：“自行车轱辘不圆得拿隆，你们都欠拿拿隆。坐下，坐下。”
“轰！”的一声，教室里像涌进一群苍蝇，老师话音未落就坐下了四五个，似乎再站片刻就会有人横尸当场了。我习惯性地一伸腿便狠狠坐下去，屁股刚撅到一半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我的腿已经撑不住了，于是屁股如断了线的风筝，撞在楼板上。太狠了，我觉得嗓子眼里冒了股青烟，眼珠子蹲得上下直跳。
连数学老师也跟着笑起来，教室里跑进来只黑猩猩，顿时炸开了窝。有几个同学做着鬼脸跑过来，嬉皮笑脸地查看我摔坏没有，有人甚至拉住我的脚使劲往上抬，似乎我已经半死了。我单手撑地一扭腰就跳了起来，像足球裁判似的，弓着身子四下张望。开始我以为是二头的恶作剧，可这家伙早笑得不能自制了。教室里只有精卫没乐，她手举课本幸灾乐祸地瞟了我几眼，意洋洋地翻了翻白眼。我立刻想起，前几天曾将精卫的辫子系在椅子上。那次精卫给气哭了，这回轮到自己，也只好认栽。我们就这样相互捉弄，无论闹得多厉害，也从没急过眼。
那年去颐和园春游，我们被同学们起着哄地拥到同一条船上。
春光明媚，天空象刚刚用筛子过滤过，清澈如兰。湖水碧绿、几朵白云压在低低的小山丘上，满山都是亭台楼榭。那时的颐和园比较简洁，厅堂的大漆墙面还有不少破损，看起来颇是古朴。
“从没有听说过你会划船。”精卫极不信任地把桨递给我。
“划船有什么难的？是人就会。”
后来我再不敢动过船桨了，好在船桨已经没什么大用场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每桨下去都会溅起那么大水花，变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不管用，船还没到湖心大家就淋成了落汤鸡。
“卿卿我命，悠悠君手！”精卫一边擦脸上的水，一边弯着腰过来抢我的船桨。“你真行！让小女子划几下好吗？”
“反正我老不会游泳，你们掉下去与我无关。”我嘴里不服，可还是老老实实地让开了。我忽然觉得意犹未尽：“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撤我的椅子？”
“你别美，我会游泳。”精卫歪着眼看我。
“对！把他推下去。”另外几个同学扑过来七手八脚地拽我，我赶紧趴在船舱里求饶。咳！现在我已经三十多了，还是个旱鸭子。说来可笑，我这样的笨蛋居然在轮船上干了两年多，老天爷真是不长眼。
此后精卫再没撤过我的椅子，但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故事，捉弄和提防捉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在想不出新花样，大家便相约出去，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每到周末，我们都像要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一天的分别似乎相隔万世。
暑假前夕我偷偷写了张字条，塞到她文具盒里，大意是约她去天坛，单独的。我明明看到她发现了字条，可精卫没有任何表示，她一直在低头玩儿铅笔。而我则像长了虱子的公猴，抓耳挠腮，浑身刺痒。那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闭上眼就是精卫怒目横眉的训斥，后半夜还没睡着。
第二天我决定碰碰运气，在约定时间赶到公园门口。很远我就看见精卫了，她正躲大门阴影里看书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上前拉住她就往天坛里跑。在公园转了很久，我居然没说出一句整话来。一直走进那片核桃林，我才意识到该说点儿什么：“我给你摘个核桃吧！”此时我终于找到交流对象，一口气连摘了四五个核桃。“小心！”精卫本想拉住我，可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动作出奇的快。“看看。”我一手攥着两个核桃，傻乎乎地跑回来。
“你跳得真高！怎么运动会的时候你不上？”
我咽了两口唾沫，赶紧转移话题道：“我问你，为什么这儿的核桃是绿的？见过绿核桃吗？”
精卫仰头想了好久，最后不得不说：“我不知道。”
“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纵着鼻子，嘿嘿笑几声：“告诉你吧，这核桃没熟。傻蛋！”我扶着树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精卫没搭理我，她气恼地向前走去，脖梗子都气红了。我赶紧收拢笑容，哈巴狗似的在后面跟着。
天坛的树林是北京市内最大的林区，树木以松柏为主，长绿如翠，林子是又密又深，几搂粗的大树到处都是。那年北京的夏天出奇的干旱，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地上到处是旱死的枯草，密密麻麻的松枝上挂满尘土，树林呈现一片雾状的青色。每走一步，尘埃都会“朴朴”地冒起来，即使在林间小坐，也会感到呛鼻子的土味儿。鸟鸣阵阵，一群群大鸟在天空盘旋；凉风渺渺，它轻柔地于林间穿行，像任性而柔弱的头发在额上舞蹈。
我们走累了，便背对着背默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以前我总盼着能单独和她出来玩儿，可凑在一起又实在想不起该说什么。我轻轻地把腰向后移了移，精卫没动，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处。虽然隔着衣服，可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咚咚”的心跳。那时我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手心冒汗，身体膨胀，紧紧的内裤里居然有点儿阴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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