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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两种情况的描述，我们有可能对图腾与禁忌的产生做出更为完整、合理的概括，它的整个历史发展应该是这样的：
一，氏族前的人类群体已经较为密集地大量存在着，这些群体最初的结构方式就是父权制。
二，这些氏族前群体相互之间已经有了生产的交换，甚至可能有了大规模狩猎等等形式的配合。
三，每个群体自身生存的情势要求保持相当的规模（人数）。
四，每一氏族前群体生存规模的需要始终在群内完成着对性嫉妒的限制。
性嫉妒最落后的表现，就是父权制。
五，这种群体规模要求所产生的对性的限制，第一个重大的“社会性”成果，就是消灭了父权制的性体制。
这一变革也可能通过杀父食父这样惨烈的斗争冲突实现，也可能仅以击败父亲、取消他的特权温和地完成了。
六，各种氏族前人群内都可能发生性体制的变化，在大量人群相邻近、互相交换生产、交流情况的形势下，这种革命是传染性的，蔓延性的。
很可能在某些氏族前的人群内，这种革命以极为轻易的方式就完成了──在一天之内，权威的父亲就被冷落了。
七，取消了父权制的群内男性们不可能立刻放弃对群内所有妇女的性权利。除非是那些特别晚后发生推翻父权制革命的群体，在一个外婚制已经成风的大环境中一下子完成了这个变化。
对于一般的群体，很可能最初出现的情况是推翻了父权制的兄弟们平等相处、共同享有性权利。当然，这种性权利平等的体制也可能经常伴随着矛盾、争夺和冲突。
同时，这必然造成母亲地位的上升（是否能导致弗洛伊德所说的母权制，则另当别论）。
八，另一方面，交换婚姻或者说外婚作为个别的现象便可能开始。
它由生产交换的逻辑直接演变而来，由氏族前人群间的相互交流和某些行为上的配合直接启发而来──这些是外部的条件。
人群内的任何一个妇女已经不专属于群内某一男性──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自由”了──而成为整个群的共有财产，这是使妇女可以作为交换的内部条件。
九，外婚现象最初因为特别有效地缓解了群内部的性矛盾，符合所有人群的规模存在的要求，又能够加强不同群之间的联系，便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十，外婚所导致的生育优势立刻在与过去近亲生育的对比中显示了出来，它也以更显然的事实巩固和普及了外婚，直至成为完全的外婚制。
十一，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为着保证这个过程，对乱伦的强有力的禁忌便建立了起来。
十二，外婚制最初级的形式和最典型的形式是对偶婚群体，也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通婚，这是与最简单的两方之间的物物交换的形式相同逻辑的婚姻方式。
十三，接着形成多方之间的外婚制体系。
如同生产交换一样，多方之间的物品交换是必然在两方之间物品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个婚姻交换的逻辑进步与生产物品交换的逻辑进步是一样的。
十四，以外婚制联系起来的部落也便形成。
因为外婚制本身需要氏族的联合，只有联合才能保证外婚制得以实现。
部落作为氏族联合体存在的主要基础就是外婚制的需要，部落是各氏族之间得以顺利实行外婚制的一个联盟、一个体系。
十五，图腾的产生也可能在外婚制之前，在氏族前的群体内就存在。
那是因为生产交换的需要，因为自我标志的需要，因为与大自然斗争中振奋力量、张扬旗帜的需要。
也可能是对符号的神秘象征力的需要，它可能是氏族前人群的领袖（父亲）与整个群体的共同象征。
图腾的产生也可能是伴随外婚制同时产生的，纯粹是为了外婚制的需要，为了在众多氏族联合的部落里更好地完成外婚，
十六，一般来说，并不会因为杀父食父行为专门设置这个图腾。
十七，因为图腾或许原本就是父亲及氏族前群体的象征，所以，随后的图腾禁忌与图腾崇拜必然有着俄狄普斯情结。
十八，即使图腾并不曾做过父亲的象征，它只要是后来外婚制制度下氏族的象征，人们对它的认定、对共同血缘的认定、对它的崇拜就依然可能、甚至必然地印记上父亲及祖先的形象。
就像我们在后面将讲到的，龙的图腾如何最终在中国隐含了祖先的意义一样。
人类思维的这种逻辑性，必然使得一个群体的共同血缘象征最终以隐蔽的方式占有父亲及祖先的位置。
这样，人类的俄狄普斯情结便潜入图腾，并在其中生长起来。
这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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