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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英红紧急集合，跑掉鞋，把脚冻坏的事，在连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她这样做不对，不保护好自己，怎么能完成上级任务? 有人认为做法虽有些不妥，精神可佳；几个复员兵认为，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
王连富在团部医院公开说：“刘英红在大雪地上光脚丫走，是想出人头地想的。”
雷厦偷偷溜到我屋说：“刘英红讲，她当时什么都忘了，就怕掉队。哪顾得上找鞋呢? 再说黑灯瞎火，大野地里想找也找不着哇。”
“这二杆子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总想出人头地，显摆显摆。刘英红要想出人头地，到内蒙古来卖苦大力，当个小鸡巴排长干啥？她留在北京是校革委会副主任，那才出人头地呀？王连富不愿身边有好人，别人一好，就显不出他了。”
“刘英红说，指导员到团部开会，从没有去医院看过她，却看过王连富。”
一封联名信，把刘英红的命运就全改变了。
我气愤道：“妈的，写封意见信有多大罪过啊? 我真想给党中央去封信问问，给支部提意见，写个联名信，怎么错了? 怎么无政府主义了?”
雷厦紧张地：“嘘——”了一声：“外面有人！”
我们赶紧闭嘴，静静倾听外面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可得小心。隔墙有耳这句话我算是体会到了。齐淑珍那小姑娘挺天真的吧? 我发现她老爱趴窗户偷听，让我撞见了两回。”
“你最近找过刘英红吗?”
“没有。不能老找，太危险。”
虽然我的屋跟刘英红住的屋仅隔一个门，也不敢去看她。怕人说我们在搞黑串联。
“雷厦，你说，这是什么事啊? 咱们连人身自由都快没了。”
雷厦沉思道：“是啊，现在没事我不敢到你这儿来。上次，我到你这呆一会儿，第二天，指导员就知道了。真他妈怪了！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齐淑珍告的。走时，看见她了，她一见是我就装成上厕所的样子。”
“这个小特务！” 我挥挥拳头。“秘密行动一次怎么样? 晚上，给她几土坷垃，让她老实点，保证没人知道。”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指导员一猜，就是咱们干的。别忘了，王连富还在团部一个劲地告你呢。”
“你跟指导员谈完了吗?”
“谈了一次，指导员态度特恶。非要我上纲认识，从立场上挖根源。说我对支部缺乏感情就是对党缺乏感情，批评支部就是批评党。我打算过几天再找他谈一次。你给韦小立的那封信再等一等好不好? 等我这次谈完了再给。”
我没说话，点点头。
“好，我走了。没特别的事，我们还是少来往，免得让指导员抓辫子。”
雷厦打开门，左右环顾一下，迅速消失在黑暗里。
给韦小立的信早已写好，激动地等了好几天了。雷厦一点都不替别人考虑，这么拖，非常扫兴。我事后想了想决定不再等了，不是我不哥儿们，自认我这封信和他一点关系没有，讲的都是我的事，根本不影响他的处境，他想得过多了。
指导员最恨的是整党中大家乱给他提意见，不是我们过去在“文革”中干的事。
雷厦到了社会上后，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我焦急地想要用这封21页的长信，表示我对一个丧失父亲的大黑帮小孩的同情，给那朵孤零零的小百合花一点安慰。
第二天，借着打饭之机，我把信交给了刘英红，请她转交给韦小立。刘英红一口答应，并好奇地问：“写的是什么啊，这么厚。我可以看看吗?”信封是开着口的。
“当然可以。我‘文革’中干的所有事都写在上面了。” 发现远处有人走来，我赶紧离开她，端着饭碗跑回宿舍。
……
韦小立会是什么态度呢? 她能不能接收我的同情呢? 我们能不能开始一场浪漫、热烈、惊天动地的友谊呢? 反正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她对我有任何恶感。
3天过去了，刘英红也没有告诉我结果。
这时，我突然收到了姜傻子的一封电报，让我火速到锡林浩特。
我们学校大部分同学都在他们那边（阿巴哈那尔旗）。听说他们出事了。因为挖肃与牧民发生冲突，失手打死了一个。死者有个当警察的亲戚，不依不饶，四处上告。硬说姜傻子是黑后台。
但我现在在连里处境这么糟，请假去，老沈肯定不批，白找不痛快。只好爱莫能助了，把电报给压下。
姜傻子呀，你处境不好，我也不比你多好，你就自己在困境中挣扎吧。
脑子里整天还在想着韦小立的事。这么一个小女的，把我搅得晕头转向。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这天，我瞅了个空子，偷偷钻到刘英红的屋里。
那是个傍晚，屋里昏暗，炉子烧得轰轰作响。刘英红坐在炕上，靠着自己行李， 认真地看毛选。
“刘英红，信给她了吗?”
刘英红温厚地笑笑：“我给她了，她不要，弄得我特尴。”
“轰”的一声，头上像炸了一个雷。
“怎，怎么……回事?” 我有点结巴了。
“那天下午，我把信给她，说：林胡给你一封信。她说：我不要，没意思。她硬不要，我也没办法。事后，我考虑你这样做也确实不妥，都在一个连队，有话就直接说嘛，干吗非写信，让人往那方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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