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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从马厩添完草回屋，经过王连富门前，听见他在里面大叫：“哼！念十多年书最后是个这，扯球蛋！还不如我呢，43块5毛7！”
“哎呀，连富，你可别小瞧这帮知识青年，不好对付呢！说话一不注意让他们抓住，就跟你辩个没完没了。”
“再难揍儿，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干活。”
“雷厦、林胡他俩最灰了。在背后说什么得亏这帮复员兵只是个班排长，鸡巴大一点的官儿，要不老百姓真没法活了！”
“砍球屌哩！娘的，非好好收拾这几个！”
声音越来越低。
此时正是1969年冬。报纸、广播、刊物，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样的形势自然助长了王连富之类复员大兵的自豪感。他们以工农兵自居，视知青为改造对象，吹毛求疵，放个屁都要管一管……他们嘻皮笑脸地向知青索要衣物，不给就是态度问题；一本正经禁止兵团战士谈恋爱，自己却整天整天泡在女生宿舍；知青家里寄来的糕点糖果，要首先向他们进贡，否则就要批评你“对工农兵缺少感情。”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农村小兵推到了社会最上层。运动中四处支左军管，领导一切。哪把小小的知青放在眼里? 王连富常对人说：“哈！军管那阵，年轻的大姑娘，七、八级高干，全山西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哪一个不对咱笑脸迎，笑脸送?”
蒋宝富则老对人吹：“1.23事件，全仗着我们军区摩托连，要不刘格平早上西天了！”
套车时，王连富曾感慨道：“唉，那时我去师部跟机要，出门就是伏尔加。”
其实不是踩乎他们，这批复员兵素质并不很高，只小学文化水平。军事技能极差，有的当了3年兵连靶也没打过，除了钻到女生宿舍神吹海哨，卖嘴皮子行，正经的本事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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