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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想找刘英红帮我补补棉裤。她不在，屋里只有韦小立一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很有些好奇。我坐在炕沿上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姐妹3个是自己跑来的。在兵团司令部泡了4个月，兵团也不敢要我们，后来我们
给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信，才批准接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打仗啊！”
“为什么你们姐妹不在一个连呢?”
“都在一个连没意思。”
从外表上看，韦小立一般。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明显地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还比较端正。嘴唇特鲜艳，眼睛清澈见底，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坏心眼儿，完全可以放心。
我和她不冷不热地聊了起来。反正闲呆着没事干，多找人聊天，拉拉关系，可以缓和自己的孤立状态。
“你是为了包子跟王连富打架的吧?” 她突然问道，眼睛直视前方，并不看我。
“不是！根本不是包子的问题。这些复员兵仗着当了几天兵，连里大大小小的官儿都由他们垄断，狂极了，自以为高人一等，随便喝斥欺压知青。王连富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谁都骂，谁都不放在眼里。包子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王连富曾经拿着扁担要戳李晓华的事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抬起头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为了打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越南?”她眼睛很少看我，总盯着对面墙上的语录。
“我去过，但没戏，总理有指示，所有过去的红卫兵都要返回。我们最后又都给送回来。”
“那时，我们也打算去越南。”
门推开了一下，沈指导员穿着崭新军装，探了探头找刘英红，他很注意地看了我和韦小立一眼，又关上门。我俩开始沉默。可能是被指导员看见，她有点害怕。
“我的棉裤扯了一个大口子，想让刘英红帮我缝缝。你要是有时间，帮我缝缝吧。”
她点点头，默默拿过去。
3天以后，我拿回棉裤。上面补着两块绿补丁，线缝得歪七扭八，傻呵呵，一点不像是女人干的活儿。
特高兴，她没被指导员吓倒，帮我补了棉裤。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文革”初期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尸体火化后，胃仍放在药水瓶里保存，以备将来中央权威部门鉴定。
她家也被洗劫一空，赶出省委大院。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普通市民住的小屋里。屋窄人多，孩子们不得不睡在桌子和箱子上。
当我在茫无际涯的雪原上，看见韦小立孤零零的身影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那次扫羊粪，我们乘大车到一个很远的羊粪盘扫。在大风中，羊粪沫漫天飞舞，她连上风口、下风口都不懂，全身披着一层粪沫。
“文革”中，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总觉得干部子弟是一棵树上的叶子，共同语言多。连里干部子女很少，和她一见如故。
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听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正在议论韦小立。
“笨得要死，到井边打桶水，半天也打不上来。”
“帮厨时，连棵葱也不会剥，一多半都给扔了。”
“嘿嘿，大省长的千金嘛！”
我想起了韦小立在风雪中拼力抡大镐的情景，这怎么是娇小姐?
“他父亲是不是定成走资派了?”
脸上有麻点的连部文书楚继业很确定地说：“是走资派。兵团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其父走资派已定，她们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忍不住道：“我听团里的现役军人说，她父亲没历史问题，不是坏人。将来可能会解放。”
他们望着我，沉默了。
楚继业严肃说：“她父亲可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
心想《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也有平反的，但没敢说。我并不偏袒干部子弟。是有一些干部子弟在声色犬马中腐化堕落。但就像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子弟投身革命一样，干部子弟当中也有不少抛弃安逸舒适，一心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有人对干部子弟有偏见，认为没一个好东西，这不符合事实。
父亲没倒台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父亲一倒台又变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社会上的这种心理有问题，太绝对。
连里的北京知青就那么几个，因为和复员兵关系不好，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又不讨指导员喜欢，我感到了自己的孤立。特别是打完架后，谣言一个又一个。说我持刀威胁贫下中牧；说我训狗咬解放军；说我是打砸抢分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跑到这儿……全是没影儿的事。
所谓贫下中牧就是指道尔吉。我跟他吵过，骂过，可从来没有持刀威胁过他。
所谓驯狗咬解放军，也纯粹造谣。我做的假人穿着绿军棉袄，只一个袖子，另一个给烧了。头上戴的是蓝棉帽，下身蓝裤子。而团里的现役军人从头到脚都是绿色。王连长专门向我了解过这个情况，还替我惋惜，少了个心眼儿，没在假人身上写上个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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