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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31日晚上。
听完元旦社论,蒙古包里回荡着《国际歌》声。这悲沉激壮的音波把我们的血激动得沸腾起来。
山顶若有所思地说:“明天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应该干一件有意义的事。”
雷厦郑重提议:“听说别的连都已经抄牧主家了, 咱们7连还没有抄。怎么样,我们也抄他一下吧!” 他眼睛闪着光,脸微微发红,他一激动就脸红。
金刚点点头:“对,应该抄。牧区的阶级阵线不分明, 贫下中牧和牧主、富牧都串着亲。听说这儿常有打信号弹的, 真有暗藏的苏修特务。”
我说:“同意抄。我们到这儿,不能忘了搞阶级斗争。咱们7连不能落在别的连后面。”
金刚问:“告不告诉贫下中牧?”
雷厦说:“不能告。这儿的贫下中牧觉悟低,批斗会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平日和牧主来往密切, 常到牧主家喝茶聊天,告诉他们, 他们给牧主通风报信怎么办?”
我说:“对, 不能告。万一走漏风声, 牧主会把金银财宝转移、隐藏。突然行动才能抄出东西。”
山顶疑惑地问:“这样做会不会脱离群众, 贫下中牧能支持我们、理解我们吗?”
金刚拿着份《内蒙古日报》说:“你看, 滕海青(当时内蒙古第一把手)说:“当前内蒙古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
“可我们初来乍到, 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就干这种事, 会不会犯错误?”山顶还是不放心。
雷厦说:“挖肃是很复杂, 要慎重, 但抄牧主却明摆着不会错。牧主都是当地贫下中牧定的,并报场军管会批准,备了案。”
山顶点点头, 不再言声儿。
我说:“这主意实在是好,非常有意义。 新一年的第一天就抄牧主家,搞阶级斗争, 货真价实的开门红!”
次日,1969年1月1日。
天空飘着雪花,北风犀利地刮着。我们几人备上马, 迎着刺骨严寒, 旋风般地直扑贡哥勒家。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我们一行的样子威武而雄壮。
贡哥勒的蒙古包破旧乌黑,他的大黄狗凶恶地向我们狂吠。我手持木棒防卫, 贡哥勒走出蒙古包, 厉声喝斥着狗, 谦恭地欢迎着我们。
我们面容严肃地进入蒙古包, 里面光线很暗, 大大小小挤着八九口人。门旁边是个黑污污的碗架,一老头儿盖着皮被,躺在门左侧,奄奄一息。蓬头散发的老妇缩在昏暗的角落里打量着我们,像个阴森的老妖婆。主妇就是为我们缝得勒的那位,好像预感到不幸降临,善良的大眼睛里含着悲哀。
蒙古包里破破烂烂,弥漫着一股臭气、霉气、尿臊气。
雷厦正颜厉色:“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 狠抓阶级斗争, 现在要对你们进行抄家。”
金刚在旁边结结巴巴地念着自己用查蒙汉词典, 翻译出的蒙文。
贡哥勒频频点头,表示欢迎。他是个50多岁的瘦小男人,嘴角老挂着笑容。
大人、小孩、老婆儿、老头儿全毫无反应。那躺着的老头儿不住地咳嗽, 主妇对他轻轻说了句蒙古话, 其他人都沉默着,一声不哼。
金刚怕他们没听懂, 又重复了一遍。
我瞪着眼:“全都出去!” 命令除主妇和一个吃奶小孩外,其余人到蒙古包外面去,并且不准离开。
这群蒙古人开始缓缓地走出蒙古包。那颤巍巍的病老头儿, 在主妇帮助下穿好得勒,戴上帽子,由贡哥勒搀扶着站起来,一步一步缓缓走出门外。那相貌可怕, 脸上的褶子像鳄鱼皮一样的老太太, 也鱼贯地跟在后面。贡哥勒走到勒勒车背风处,往地上铺了块大毡, 让他们坐在上面, 股股雪尘落在他们身上。
一个十六七岁的蒙古少女出去后想骑马溜,被雷厦厉声制止。
贡哥勒讨好地向我们微笑着,狗一样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眉头一皱, 不客气地向他挥挥手:“那边去!”
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勒勒车后面,与家人缩偎在一起。
我对山顶说:“你负责监视他们, 不许他们乱动。”
包里只剩下主妇一人, 怀抱着个婴儿。
金刚示意, 让她打开箱子、包袱、口袋。这善良的妇女很听话,非常合作, 脸上除了悲哀, 没一点不满表情。
老牧主曾给我们拾牛粪、生火、杀牛……他老婆给我们缝皮得勒、做饭,我们却要抄人家,这很需要有点铁石心肠。
我咬咬牙, 不住提醒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敌人就是要恩将仇报。”
开始认真搜查。 嘁哩哐啷,翻箱倒柜。地上遍是凌乱的破东西:烂衣服、碎布头、生锈的小钉子、比小手指还短的铅笔头……整个一堆破烂,哪像印象中的牧主那么阔绰。不过也许是装的,值钱的都藏起来了。
我终于发现了一把牛角尖刀,如获至宝,挥舞着它向主妇喝道:“还有什么武器?”
那主妇的目光哀伤之极, 摇摇头。
要能搜出武器或变天帐之类的东西最好,如没有,至少也要抄出点细软。我们用年轻人的狂热、机智、敏锐一件件搜着。罐子、面袋、勒勒车全翻了个底朝天,连臭烘烘的蒙古靴也逐个检查……蒙古包给翻个乱七八糟,大毡上散落着不少羊粪蛋,姑娘的花衣服被踩在脚下。但变天帐没有,武器没有,反动书信没有,金银财宝没有!连个金戒指都没有,大为扫兴。没办法,几件旧羔皮得勒、一个破马鞍、一口袋奶豆腐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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