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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6连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实在不想去, 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瞧不起他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 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这样的行为，我就是看不起。”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 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是打心眼儿里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小市民。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接受专政……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
沉默片刻, 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意见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马以及蒙古牧民的古怪风俗。我则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那时，他很听我的话（我在学校的威信比他高得多），现在可能是用不着我了。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您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您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47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 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 7连 林胡
196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要得罪雷厦，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绝不给雷厦拍马屁。 这支队伍是我拉起来的，论拳论脚论胳膊，我都是老大。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 一人跑到场部, 找到了军代表, 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 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 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 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向领导告密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没几天，雷厦就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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