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政治上：变革制度（图）

蔡邕像

    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西汉错金铭文铜虎节

    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