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汉代人骑异兽铜熏炉

    兴办学校。他在即位后五年（29）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选儒生为官吏。刘秀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立德垂训

    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谨厚诚信，克勤克俭刘秀9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没有采纳。还有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仁厚的性格。起义之初，人们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怀有恐惧，对刘的性格也怀有疑虑，因而或驻足观望，或“亡逃自匿”，人心摇摆不定。但是，当刘秀头带大帽子、身穿绛红色将军服、仪表堂堂、威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惊讶地议论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才纷纷参加了起义队伍，义军由此得以壮大。

    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生活简朴，不事浮华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廉政和严政刘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建武十五年（39），刘秀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刘秀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刘秀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