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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个日子——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那是外公用生命刻记在我心中的日子，我期盼着能为外公报仇雪恨的警察，把法绳套在刘麻子的脖子上。谁知，一天天过去了，得到的依然是等待。
四爷爷领我去过一趟公安局刑警队，以后便由我去催案。
刑警队的头头叫张伯让，他们的人叫他张队长。他是个很干练的男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有种逼人的寒光，也许正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才一次次给了我一个他一定能为外公伸冤的信心。虽然他的个头不高，却总是精神百倍，来去一阵风的一闪而过。我每次去都能得到他的同情和言语上的安慰，他告诉我一定会把杀死外公的罪犯抓住。
在那把砸死外公的钉锤把上，在留下的指纹和现场的痕迹以及我所能提供的线索上，张伯让作了仔细的分析和肯定，他说很快会有好消息给我的。第三次见他时，他又一次提问了我。
５月２７日，我又去找张队长，见到他就不自主地流眼泪。最让我高兴的是他关上房门后悄声对我说的话：
“有眉目咧，香子！最多一个星期，凶手就会绳之以法。”
我高兴极了，“噔”的一下跪在了地上，给他磕起了头。他扶起我，安慰了几句后又匆匆出去了。
我等待着一个星期的到来，等待着七天后能为外公伸冤的消息。
七天好不易过去了，一点音信也没有。第八天，我又去了公安局，却没见到张队长。
隐约中，他们的人交头接耳着什么！对了，我记起来了，大城市闹学生运动，是上大学的学生，公安局的人全忙上了。我无望地返了回去。
最后一次找张队长的时候，却换了人，新队长叫刘飞。我吃了一惊，四爷爷说过，刘麻子的儿子叫刘飞，我也远远地见过他几次，刘飞结婚时看得最真切，人样挺排场的。真是他吗？虽然我并不完全明白会有什么坏处，却有种会出麻烦的感觉。我打听张队长的下落，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失望了。
我把这个消息说给了四爷爷，我还能说给谁呢！我认为唯一可信，也能给我操上心的只有四爷爷。四爷爷听了却没反应，只是沉默。我望着他为难的样子，期待着他的主意出现，四爷爷却一直抽着旱烟。
忽然，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娃呀！没指望咧，这下真没一点指望咧！也再别去催案咧，记住，千万别去咧，更不能叫刘飞看到你。”
“为啥？”我似乎明白了，又不全明白地问道。
“你不懂，你太小咧，记住，不能让刘飞认识你，见都别见最好！”
我有点醒悟，还是没全明白。我却能悟出来四爷爷的话一定有原因，我点头应诺了。
从那以后，我从公安局门前走过时，只能斜目朝大门里偷看一眼，再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走进去为外公伸冤了。
尽管不敢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却总有种想见到张伯让的奢望，无论如何也得见他一面，他一定会告诉我外公的冤能不能伸的实话。我常常在公安局大门外转悠，一旦有警察出来，我先看看是不是张队长，一旦不是，便悄悄地藏起来。等着等着，又失望了。
此后的一月左右，我正挨门挨户地讨着饭，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看时，却是我寄托着全部希望的张伯让。我飞跑了过去，眼圈又潮湿了。
“张叔，我咋找不见你咧呢！你不当队长咧吗？外公的仇得是报不成咧！你说过，再有一个星期就能抓住凶手吗！你说话咋不……”
“嘘——小声点，”张伯让一把拉住我的衣袖，到一家杂货店前，又看了看周围，说：“我被免职咧，调到云岗镇当警员。香子，别再催案咧，你外公的冤鸣不了咧，你要马上离开那个村子，那个房子又不是你家的，记住了，离开那里，越快越好。”
张伯让说完，又瞅了瞅四周，道：
“我走咧，小心，娃呀！”
张伯让背过身突的站直了，完全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匆匆离开了。我还想问他什么，憋了口气却没喊出去，眼巴巴望着他被那堵破土墙隔去了身影。
我的大脑不停地忽闪着刚才的一幕：张伯让喊我名字时的亲切；看见他时我的激动，以及刹那间的希望和喜悦；他朝我走来时正气凛然的形象，变换在脑海中。我不全明白的是，他窥望四周的一瞬，畏惧或者说怕被人看见的神情，似乎不该是从他的身上发出来的怪异现象，我糊涂了——他是张伯让吗？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个正气裹身，寄托着我全部希望的张队长。
我知道外公的冤没法伸了，更仇恨起了刘麻子，我必须亲手杀了刘麻子，无论如何也要为外公报仇。我想了很多杀人的办法，都被自己推翻了。张伯让叫我离开这里，四爷爷也这么说，我能这样离开吗！离开了谁为外公报仇呢？我固执地留了下来，杀了刘麻子后再走才可以，我打定了主意，靠近刘麻子身后，趁他不防一刀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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