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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浪人老Ｋ约我去卡斯迪克夜总会听他唱歌，这是他新近刚签约的一个地方。
老Ｋ陪我坐在歌厅的圆扶手沙发椅里，要了两杯德国黑啤酒。他说：“我已经淘到了第一桶金，叫你来一块分享这小小的成功。”
他第一桶金是一家唱片公司已经决定出他的第一个个人专辑，里边的歌全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
“等一会儿我要唱的就是这个专辑里的歌，不过你可得有点耐心，因为我要四十分钟之后才上场。”
此时，一个菲律宾小乐队在演奏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歌曲，歌厅里灯红酒绿，坐满了成双成对的帅男靓女。
我碰了碰浪人老Ｋ的胳膊：“我好像有点明白你为什么选择歌手这个职业了，医院是生死较量的地方，肃穆而紧张，而这里轻松活跃，的确更有利于人的身心。”
浪人老Ｋ用双手把长长的头发捋向脑后，淡淡一笑说：“也不尽然，怎么说呢？寻寻觅觅，只为找回自己。”
“别把话说得跟歌词似的。”
浪人老Ｋ喝了一口啤酒，凝神想了想说：“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也许是因为遇到过一个特别的人，对我说过一些特别的话，对我的人生影响颇大。”
“是个女人？爱你的女人？”
浪人老Ｋ端了端肩膀，撇了撇嘴说：“没你想得那么浪漫，我说的是个男人，五十多岁，现在在监狱里。”
浪人老Ｋ考大学的那年暑假，在一个同学家里邂逅了北京某公司的毛董事长，一个四十多岁、豪气冲天、语惊四座的四川男人，那个人是他同学父亲的朋友。此人七十年代初因为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被判反革命罪，在狱中，又和狱友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险些掉了脑袋。四年后获释出狱，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商旅生涯。他倒卖过军工厂的座钟，经营过高蛋白饲料。那人说起他的宏伟蓝图，更让在座的人瞠目结舌。他说他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个大口子，让印度洋暖湿的季风吹进青藏高原，把冰天雪地变成万顷良田。还要在横断山脉中筑起千丈大坝，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让中原从此不再干旱。
“当时，我不到二十岁，正是容易仰视别人的年龄，那个貌似平平却气吞山河的家伙，的确把我镇唬住了。后来，我得知他又在一夜之间沦为中国首骗，再次锒铛入狱。其实，抛开沉浮兴衰不谈，抛开是非功过不谈，我始终被他的精神所震撼，就像火山爆发，不管带来的是祸是福，你都不能无视它的蕴含和能量。”
“真精彩。”我朝浪人老Ｋ举了举酒杯。
“记得分手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北京现在有人搞试验，把西瓜放在铁盒子里长，结出的瓜方方正正。瓜吗，方的也能吃，圆的也能吃，什么样都无所谓。可人就不一样了，人应该自己想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
“哈，够酷！”我说。
“后来，我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评述那些兵败乌江的企业家，其中有段话至今记忆犹新。那段话的大意是，在这个激荡的岁月，一代中国人在逼近现代文明时的种种奇想和疯狂，甚至种种浮躁和幼稚，都不应该受到嘲笑和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奇想和疯狂，构成了中国社会一寸一寸向前移动的精神因素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段话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老Ｋ说着看了看表：“对不起，我该上场了。”说完，喝干了杯中的酒。
那天回家的时候已近午夜，电梯停了，我只好一层一层地爬上九楼。
楼道里的灯亮了起来，我看见蜷缩在我门前的康小妮。她坐在地上睡着了，头搭在蜷起的膝盖上，双手紧搂着两个装得满满的塑料袋。
我晃晃了康小妮的胳膊，她醒了，揉着眼睛站了起来。
“怎么睡在这儿？”
“等你。”
“嗨！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打了，你不接。”康小妮说着，撅起嘴翻了我一眼。楼道里温度很低，康小妮抱着双肩，不停地跺脚。
“对不起，歌厅里太乱了，我没听见。”
我说着打开了门，康小妮拎起两个大塑料袋走进屋。
“这是什么？”我一边换拖鞋一边问。
“饲料。本来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没想到你这么晚才回来。”康小妮说着话打开塑料袋，把青菜、蘑菇、葱姜、粉丝，还有一只现宰杀的母鸡拿了出来。
“你还没吃饭？饿着肚子在楼道里冻了好几个钟头，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康小妮的神情一下子变得黯然，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检验报告单来。
我看了看报告单对康小妮说：“尽早手术吧，他得的是低位直肠癌。”
康小妮用手捂着脸，蹲到了地上。
“据统计，低位直肠癌如果不及时手术，一般的自然生存期只有十四个月。”
“做了手术，能活多久？”
“如果癌症没转移，预后一般比较好，术后能活一二十年的病例也不少，但辛杰癌变的部位太低，可能要手术造瘘做腹壁人工肛门。”
“人工肛门？”
“对，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手术后，病人可能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力，并将终生摆脱不了挂在身体外边的粪袋。”
康小妮一下子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把她从地上搀到椅子上，递给她一沓餐巾纸。
康小妮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和鼻涕，抽抽搭搭地问：“手术要多少钱？”
“大约要一万二左右。”
康小妮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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