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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蛋酒吧”是我和八堆常去的地方。
八堆是我们医院司机班班长，一直戏称自己是混在文明人堆里的一块杂质，这家伙整天吊儿郎当，骂骂咧咧，骂天骂地，骂别人也骂自己，一副十足的流氓无产者派头。八堆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绰号，他还逢人就解释说：“‘八堆’者，狗揽八堆屎之意，你把它理解成多才多艺也成，理解成搅屎棍一根也成，理解成巴顿的中国译音也成，总之，你看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自从有了这个雅号，他的真名袁啸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公众眼里八堆是个粗人，可我总觉得他的行径有那么几分魏晋之风。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戴六十八公分帽子的大脑袋里，要什么有什么，就像一本庞杂的电子图书，装满了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军事、文学以及世态炎凉、人情世故，虽然都是半瓶子醋，但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我尤其佩服他那双总是睡意惺忪的小眼睛，能一眼把人看得入木三分，透了又透。
我从八堆那儿学到了好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学会了用辛辣的语言自嘲，学会了没心没肺、想吃就吃，也学会了三瓶四瓶不醉。跟他来往多了，有时说话也会加上点作料。有一回我在我妈面前，一不留神迸出一句国骂，把我妈吓得瞠目结舌。
总之，我和八堆不是一类人，可我们偏偏成了铁哥们儿，八堆为人真诚又仗义，和他在一块儿特别快乐。
和其他的酒吧相比，倒霉蛋酒吧里的气氛和消费标准都更平民化一点。按理说，如今的人一个赛着一个的迷信，连汽车牌子、电话号码都非得选八八八、六六六不可，这个酒吧起了这么个晦气的名字，应该没人光顾才对，可恰恰相反，这里从一开张就红火得不得了。
八堆对这个反常现象的分析是：第一，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比迷信的人多。第二，走背字的人比走好运的人多。无产阶级向来是最唯物的革命者，敢于面对一无所有的现实。
我们来到倒霉蛋酒吧的时候，这里早已高朋满座。灯火辉煌的厅里，随处点缀了不少煤油灯、汽灯，还有好些白萝卜一样的大蜡烛排列在没有油漆的木条案上。地面铺的是青条石，座位有挺现代的包厢式的火车座，也有石桌、石凳以及仿旧的破桌子、太师椅。专门有一个角落设有农村的大土炕、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蓝花粗瓷碗。炕上，冬天铺狗皮褥子，夏天铺竹凉席，炕边的窗户是木框的，糊着窗户纸，上面还特意捅了几个窟窿。总之，没有规矩自成方圆。
曾经有一个搞装修的行家批评这里的布局不伦不类，没有统一的风格。老板赵彩旺听了一点都不起火，慢条斯理地说：“先生，规矩本来就是人定的，想变就变了，看现在的足球没有？都变成全攻全守了，看现代的战争没有？早就没有前方后方了。您看我这儿不顺眼？没关系，您常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说不定哪天，您还想拿我这儿做个样板间哪！哈哈！”
我们找了个空座儿，八堆向来只喝扎啤，我要了一杯薄荷宾治。
酒吧里没有禁止吸烟的牌子，永远是一片烟气腾腾。服务生在人群里穿梭，笑声和说话声盖住了电视里播放的音乐。
“嗯，哥们儿，检查写得怎么样了？”八堆举着酒杯问我。
我苦笑。
“听哥哥一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赶紧给他们写一篇深刻点的，把事情应付过去得了，别较劲。”
我哼了一声，对八堆说：“给我一支烟！”
八堆瞪了我一眼：“不行，抽烟有害健康，不能惯你这臭毛病！”说着话，他自己点起了一支，眯起眼睛，吞云吐雾。
“听说医院还答应赔偿那家伙三千块钱精神损失费，我的精神损失比他大多了，谁管？”
“嘿，别那么激动，依我看，这件事里头最合算的就是你了。”
“我合算？”
“是呀，医院出钱你练拳，省得你把恶气憋在心里得癌症，这么便宜的事，上哪儿去找哇？”
八堆又在开玩笑，我知道他这么说也是为了给我解心宽。
“哼，咱们医院的领导也昏了头，不问是非对错，就知道一个劲地给人家点头哈腰。”
“哎，不是人家昏了头，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想想，真闹腾起来，他们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
“有那么严重？”
“你是个聪明人，可要是傻起来，比卖菜的老娘儿们还缺心眼。你想想，院长四年一换届，今年正好赶在坎儿上，人家这是花钱买平安，和为贵嘛。你小子觉悟也太低了，净在关键时刻给领导同志找麻烦！”
八堆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啤酒，又清了清嗓子说：“你丫也得长点脑子，别总是一根筋，比方说开药的事，他要什么，咱就开什么，要多少，咱就开多少。只要不是跟你要成箱子的杜冷丁，你怕什么？”
“那还要大夫干吗？医院改成药铺多省心？”
“你看看人家内科的小高，每天大笔一挥，开药都开疯了，甭管是感冒、鼻炎，还是口疮、脚气、神经衰弱，一律七八盒子的抗生素，到月初，总能从药商那儿提成千八百的。你可倒好，因为不给病人开药，闹得大打出手！这年头，听人劝，吃饱饭，别再一天到晚玩清高。”八堆说得振振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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