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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多次遇到过危险情况。长征途中他曾经从四川回上海,按党中央的要求在上海重建地下党。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父亲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谁要跟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所以这些特务一个个都胆战心惊的。
父亲说,那时候,他常常弄个自行车运送党内的印刷材料,前面后面加一本普通的书作伪装,拿纸包住。到租界边上,外国兵就问拿什么东西。父亲说,那会儿你不能慌,你要一慌,外国兵就会打开书一本一本看。一般情况下,他们“哗”地一下把面儿上包装的那张纸撕开,扫一眼,一看你从容应对,很坦然,就会说,走吧,一挥手就走了。其实边上是普通的书,中间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父亲就靠着这种机警和冷静,闯过了很多险关。
“文革”中,处境一下子变化很大,但父亲始终能做到随遇而安,不管在北京、去南昌,到工厂、企业或农村,无论别人说他什么,境遇如何困难,他都泰然处之,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他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就生病,病情就恶化,结果病故了。
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国庆节中山公园搞活动时,见到周总理。总理坐前排,父亲坐后排。周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使父亲特别得意。周总理说,你精神不错,还能坚持十年!
父亲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即使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也非常注意观察接触到的人,注意培养和教育他们,包括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干部,甚至是到外地时接触过的人。通过很简短的交谈,父亲就能了解一个干部的特点,发现弱点并帮助其提高。父亲对待干部,都是出于一种爱心、善心去帮助,从来不会抓人小辫子,也从来不整人,所以很多干部愿意跟他谈话。
父亲心胸极其豁达,眼界也极其开阔。“文革”中,有相当多的造反派做了坏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但父亲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多数年轻人还是优秀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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