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
如果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

    有一天，在与父亲聊到“文革”期间，很多“叛徒”被揪出来的事，我问父亲，要是被敌人抓起来，先假装投降，然后出来还继续为党工作，可不可以？父亲马上非常严肃地站起来跟我讲，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就这么做，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才可以。他说，过去确实有过这么一次特殊情况，薄一波等61位同志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里去了，当时，党确实非常需要干部出来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就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同意他们集体自首，由党来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正式批准，有文件依据的。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我，可能怕我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父亲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说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适合搞什么工作。

    父亲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我们讲。他不允许我们随便到他房间，尤其是文件摆着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记得上小学以前，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我谈话。因为我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大概比较自由散漫吧。他就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20世纪50年代父亲穿的衣服，一年到头都是布衣布鞋。1952年他到苏联去，按照国家规定给他订做了一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服，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去，又订做了一套毛料的中山服，他把这两套中山服当成礼服了，平时不穿，节假日或接见外宾的时候才穿。后来料子衣服穿得时间长了，胳膊底下、膝盖底下都磨破了，妈妈就同工作人员商量，是不是给父亲再做一套毛料的中山服。工作人员请示父亲，父亲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工作人员只好利用父亲出差到上海的机会，把衣服带到上海去，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父亲补一下。

    父亲以前是和全家一块儿吃饭的。后来因为他肠胃不好，改为自己一个人吃饭。他的饮食习惯很独特，定时定量，他一个星期的菜谱就是全年的菜谱，春节也不变。他饭量不小，但吃得很简单。早上不喝牛奶，而是一杯豆浆，两片面包，一袋果酱，一碗稀饭，六颗花生米。中饭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晚饭青菜豆腐常年不变，而且油很少。他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什么的，也没有吃过补养的人参。他就吃土人参，这是妈妈建议他吃的：每天最少两个胡萝卜，吃前蒸一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母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他经常讲民以食为天，他是处处从国家的发展，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考虑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了，他说这怎么行，多少万群众，连女同志两个发卡都买不到。他就说，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1961年，父亲在杭州开会时，亲自给商业部长姚依林打电话，说今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1960年少。姚依林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

    那时候发布票，一年就几尺布。20世纪60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亲自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说你别看这些东西小，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要是供应断档了，供应不及时，老百姓买不到，那就是大事。

    他亲自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它生产质量好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