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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在美国和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保钓委员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保卫祖国领土。
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大学》杂志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号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学》杂志的呼吁在大学校园首先得到响应，大学生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政治冲击波。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台湾人民掀起保钓爱国运动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组织过“民族主义座谈会”，为大陆宣传统战。
一批以新生代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调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运动，酝酿、发动第二次为社会政治改革造舆论的高潮。1975年8月，张俊宏任总编辑、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为社长、姚嘉文为法律顾问的《台湾政论》创刊。他们顶住政治高压，以此为阵地展开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很快在台北和全岛得到响应。不久，台湾当局见《台湾政论》发表的直接点名批评蒋经国、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吁，立即下手。当局的结论是《台湾政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杂志被查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对党外运动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许多社会议政积极分子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政治反对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政治反对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政治反对派，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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