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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大儿子李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把家产全交由管家去料理。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当过合肥商会的会长、襄办安徽学务、任庐州府中学监督,而辛亥革命后什么也不干了,专心干自己的事了。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也大不以为然:你是清朝的封疆大吏,怎么可以站到对立面去?结果,他本人书是读成功了,与叶蒲荪、陈祖壬都成了桐城学派的传人马通伯先生的得意弟子,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
可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房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的新房子落成之日。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即前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的祖父）,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革命的细胞”,民国后曾南下广州,出任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在位清廉勤政。别人都视省长为肥缺,当官没几天即可私囊肥厚,而李国筠任职期满返沪时,却两袖清风,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地士绅送他的三百盆兰花,上下车时搬运不慎,中途又损失不少,回到上海,还得从大家族的账房上领钱花。李国筠的太太赵氏是赵朴初的亲姑妈,赵朴初小时候亦得以在李家私塾里念书。随从李国筠返沪的还有几十名亲兵,荷枪实弹,威风凛凛。因巡按使平素待他们不错,所以都跟来上海不愿离去,有些老兵直到李国筠1929年去世后才散去。带来的那些武器弹药,后来由李氏后人在抗战中捐给了抗日队伍。
李国松在抗战时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年平津战役快要打响时再次率家小来到上海。此时老房子已卖掉,家道中落,全靠出售文物藏品以解窘境。那时从北方南下上海的豪门富户如过江之鲫,大家都在租界里找房子,住房一时成了大问题。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沪尚有朋友相助,就“顶”下了现在武康路的一处花园洋房的二层。谁知刚安顿下没几天,突然闯进了一队士兵,指着住户们大声喝令,限三天内全都搬走,说这是上将陈继承的房子! 李氏一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兵的要赶他们出门却是听明白了。李国松的二儿子李家炜突然想起他的老同学吴国桢现正当市长,遂拉着小弟李家煐闯进市政府。吴国桢正忙得焦头烂额,为大学里不断的学潮而头痛。他办公桌上摆着一溜电话,红黄蓝白各色都有,听了李家炜讲的情况就抓起一只红色电话要常熟路分局,说:“武康路某院有军人扰民,赶快派人去维护治安!”十分钟后警察就把那幢房子围了起来。
吴国桢放下电话对李家炜说:“派兵是权宜之计。既然是陈继承的房子,何不去登门造访一下,把事情弄清楚?”于是李氏兄弟又来到陈府,呈上名片,说明原委。陈继承身穿长衫从楼上步下,知是部下骚扰了李国松,对此深表歉意;但他同时又提醒李家,该房确属陈氏,抗战前由一白俄租住,战后官司已打了三年半,房子就是拿不到手。原来陈已看出国民党的颓势,准备赶快把房子卖了好逃命。李家无奈,只好再次搬家,迁入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安乐坊。此时的居住面积,恐怕比当年老房子中佣人的居处也窄了。至于威海路上的老房子,解放后因六十二中学扩建,拆得只剩下临街的一排了。那临街的一排,倒真是老太爷李经羲住过的老房子。据说“文革”中,红卫兵曾从顶楼上抄出一大堆老照片,其下场是十有八九被红卫兵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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