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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和李氏家族的人聊天,聊到现今李家后代的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眼睛一亮,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家族还出了一个桥梁专家,南京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也是九江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他一生都在造桥,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首届科技贡献特等奖。他是我们家族老四房的人……” 而真正坐在李家咸先生面前时,他那特有的超脱和气度,再次令笔者感到了震撼。 “我的一生很简单,就造了几座桥。”李先生淡淡地说。 “是哪几座桥呢?”笔者追问道。 他像数自己孩子的名字一样随口道出:“建国初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南京长江大桥时担任副总设计师,主持了大桥的设计和施工工程,再后来,主持设计了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山东齐河县内的黄河大桥,还有援外项目———缅甸仰光的丁茵大桥,近年来交通部派下活来,去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不是长江大桥就是黄河大桥,如此艰巨的工程和使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当笔者“逼”着他“走回过去”的时候,他只讲了几个典型场景。
1959年3月,李家咸被派往南京,主持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这时,他与苏联专家在桥墩的工程设计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苏联专家坚持采用造武汉长江大桥时的管柱基础,而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李家咸认为南京的地质条件比武汉复杂得多,应当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浮式沉井法”,并且改用四种基础。可“浮式沉井法”在当时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既无资料更没有实践经验。当时铁道部的领导支持李家咸，决定按李家咸的方案上马。而把大桥工程图纸交给工程处去实施时,谁知工程处也不愿接受这个方案,而情愿接受传统的“管柱法”。
如此一来,李家咸两面受阻。 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工人的意见往往要比工程师吃香。两种意见正相持不下,最后,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和总工程师使了一道绝招———干脆把李家咸调到工程处,担任工程处的副总工程师,由他主持施工,把堆得小山似的工程图纸,变成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那年他仅三十四岁,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而且一直到80年代末,他都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 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一年秋天长江水位特别高,正在施工中的大桥桥墩遇到严重威胁。一个八千多吨重的桥墩在江心开始摇摆,而且三天三夜不止,数十根二十五吨一根的钢缆全部被挣断,这是中外造桥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险况。八千吨的庞然大物在江心四分钟打一个“秋千”,尤其是风浪中的高压电缆船,随时都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库……李家咸以普通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在现场指挥了三天三夜,终于排除了险情。 李家咸没等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就奔赴了新的工地。
接下来,造枝城长江大桥六年、九江长江大桥四年、齐河黄河大桥五年……他都是项目总负责人。 1981年,他又奉命来到缅甸首都仰光,主持缅甸的国家工程丁茵大桥的设计和施工。若在国内,任何一条大河都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水文资料,而缅甸方面却无法提供这些资料。当地又是长年高温,最冷的1月份,气温也相当于武汉6月的天气。1988年缅甸又出现政治动乱,中国援助建设的人员曾三次乘船到江中心避难……丁茵大桥通车之后,别人都可以回国了,缅甸方面通过中国大使馆硬是把李家咸“扣下”继续帮助工作。在缅甸八年,他不仅造了桥,而且为当地培养出了一支造桥技术队伍。他成了人们公认的亲手托起中缅友谊之桥的人。 现在他名义上已经被批准退休,而实际上一天也没有退休。
南京第二长江大桥、江苏江阴长江大桥,他都是总顾问。国内凡是有重要的桥梁项目,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关键的技术活儿有关部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个不善于呆在办公室里的人,常常要往工地上跑,桥建在哪里,他就落脚在哪里,所以要往他家里打电话,常常听到他夫人在电话的那头说:“又到工地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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