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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所以在举办近代学堂、选派人员出洋留学和聘请洋教师的过程中,表现了他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 早在1863年他还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采纳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这个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建制,实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实为八旗子弟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广招周边地方十四岁以下儿童入馆。
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分英、法、日、俄班),还学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学制三年。1869年,因为江南制造局是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都在其中任职,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人才济济,师资力量更趋完善,就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制造局,招收十五到二十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四年。
这个学校,应当属于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 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在自救自强中,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 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
在一般人眼里,李鸿章的思想也跳越得快了些,连他的铁哥儿们兼老亲家、也是进士的刘秉璋都不同意,上面当然就不会有下文。直到1897年,已经经过甲午战败的清朝政府,终于痛定思痛,下诏决定在科举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实用人才了,这比李鸿章当年上奏要求“专设一科以取士”,整整晚了三十三年。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
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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