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霸王行动
德国投降（2）

　　总起来，共有50万人死于盟军的轰炸行动，包括10万孩子。这一战略的道德问题成了英国最高统帅部争论的热点话题。这一问题甚至一度提交到国会里讨论，因为继续以此规模故意地轰炸平民有着“道德上的危险”。这样一种看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不过，在参议院里，当萨里斯伯里侯爵被人提醒说纳粹空军曾是战略轰炸的先驱时，他回答说：“当然，是德国人开始这么做的，但我们不应该把魔鬼当做我们的榜样。”

从左到右：汉斯·斯戈尔、索菲·斯戈尔和克里斯托弗·普罗伯斯特

地下白玫瑰组织 　　１９３９年，地下白玫瑰组织开始活动，它散布反纳粹文学作品。它是由１７岁的德国天主教徒索菲·斯戈尔和她的哥哥组织的。她的哥哥，２０岁的汉斯是前希特勒的青年军的成员。跟朋友们一起，斯戈尔印刷了大量无名的传单，抗议战争和纳粹党，并把这些传单在全德国散发。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８日，他们拿着传单在慕尼黑大学附近散发时，被一个看门人发现，他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交给了党卫军。秘密警察随即搜查了斯戈尔的公寓，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危险分子”的作品和数百枚邮票信封。四天后，斯戈尔和汉斯被审判，拷打，最后以“颠覆罪”判处死刑。两人都被砍头。斯戈尔死前，曾对她的朋友们说：“有那么多的人死于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现在是有人为反抗它而死的时候了。”

　　在这一行动发生时，魔鬼也并没有表现出黔驴技穷。德国开始了它自己新的轰炸行动。在遭受了长期的物资短缺之后，希特勒绝望地要求他的科学家们研制新的更经济的“奇迹般的武器”，以改变战局。 一个由优秀的年轻工程师维纳·冯·布劳恩领导的各类科学家小组，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佩讷明德与外界隔绝地进行研究，终于率先研制出Ｖ－1，一种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它的控制装置极其细微，有着脉冲般喷射的强大威力，仅弹头就有一吨重。Ｖ字代表了报复。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在一次宣传动员活动期间接见柏林市民。尽管他是一个冷酷且神经质的人，但却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德国人通过功率强大的电台收听他狂热的演说，经常如受电击。

　　1944年6月13日，上千枚这种无人驾驶的“嗡嗡弹”、“飞弹”、“狮蚁弹”，带着各种各样的怪声，不加选择地对伦敦和英国南部进行轰炸。9月8日，Ｖ－2巨型远程火箭也投入使用，这种武器携带固体燃料，采用微内核技术，性能更高。Ｖ－1、Ｖ－2是一些可怕的武器。Ｖ－1那种粗砺的、锉磨般的声音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凡是听过这种声音的人都不会忘记。Ｖ－2武器采用了空间火箭技术，更加阴险可怕。它们从空中飞过有50～60英里高，而从蓝天垂直落下目标时，却没有任何警告。这些武器共造成了9000英国平民被炸死。战后，冯·布劳恩由美军情报人员救出，随后为美国的空间技术探索而工作。

世界上最早的弹道导弹，Ｖ-２型火箭从欧洲北部发射升空。在１９４４年９月至１９４５年３月期间，共有５１７枚Ｖ-２型火箭袭击伦敦，炸死了２７００人。

在苏联人的一次进攻后成为废墟的柏林街道

苏军攻克柏林 　　就像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所做的一样，红军攻克柏林也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争夺。他们横扫了半个欧洲抵达那里，在战争的最后的日子里，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让自己出现重大伤亡的。苏军现在面对的６０万德军，大部分是老人和童子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周时间里，柏林一片混乱，一个苏联军官居然抓获了一个德国接线总机的接线员，他让接线员接通了帝国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当他问道柏林可以期望坚持多久时，戈培尔回答说这个城市能防守几个月。不过，当这个军官问戈培尔他如何计划逃跑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无可奉告。经过几分钟彬彬有礼的谈话后，戈培尔挂上了电话。实际上，戈培尔从未逃跑。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他和妻子玛格达毒死了他们的孩子后自杀了。 　　５月３日，一个德国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跟蒙哥马利将军会面，他们希望宁愿让柏林的军队向他投降，而不是向红军投降，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宽恕。很多苏军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开始为德国人在苏联的残暴行径进行血腥的报复了。不过，蒙哥马利没有同意这一要求，因为盟国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即苏联攻占柏林。三天后，另一个代表团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不过这一次是跟美军提出的，但也再次被拒绝了。

　　尽管Ｖ型武器和其他技术的发展，例如新的Ｍ163喷气战机，它以火箭技术作动力时速高达596英里，从而给盟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但在1944年整个德国弥漫着不断增长的恐慌情绪，盟军也正从各个方面攻来。在德国，配给制度早就引进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正日益恶化，战争吞噬了一切可用的资源，结果到处都出现了黑市。对很多曾对希特勒显示出绝对忠心的德国人来说，德国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跟他们承诺的事相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叛是自然而然的事。经常有人问道，为什么德国人民没有起义推翻掉他们的希特勒，就像意大利人对墨索里尼所做的那样。这样说说远比实际去做要容易得多。

罗斯福总统猝死后，副总统杜鲁门接替了他的位置，图为杜鲁门（中）与斯大林和英国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在杜鲁门后面是英国的坚定的工党部长——欧内斯特·贝文。

　　事实上，帝国内部有一个抵抗运动，但它行动的机会少得可怜。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年里，随着不满情绪蔓延开来，党卫军反对“国家的敌人”的行动迅速增加了。纳粹政权为保护自己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他们监视人民，用集中营、午夜抓人和当众处决有“卖国贼”之嫌的人等手段来对付人民。那些被处决的人中就有地下白玫瑰组织的年轻的创始者。

左图：下午６时２５分，由海军大将汉斯·冯·弗里德堡和伦贝格·赫斯签署了驻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的投降书，图为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目睹签字仪式。

右图：希特勒的军事顾问约德尔将军，在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大本营签署全面无条件投降书。

　　在德国军队内部，自1943年斯大林格勒失败以后，反对希特勒的情绪就开始高涨。人们越来越清楚，纳粹机器并不是天下无敌。在Ｄ日之后，德国战区一级的司令官们，例如隆美尔就公开批评希特勒的政策。但在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行动失败后，反对希特勒的行动再没有大的机会了。那一天，克劳斯·申克上校、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到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的大本营，伯爵把公文包放在大本营的办公桌下面。伯爵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人，他在1943年失去了一只眼睛、右手和前臂，以及左手的第三、第四个手指头。他当时在北非，正坐在汽车里，遭到了盟军低空飞机的袭击。但现在伯爵加入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希特勒和很多将军们正在房里讨论战争时，爆炸发生了。不过，可能是厚厚的桌子救了希特勒，他仅受轻伤，虽然他的身心从此再没有恢复。冯·施陶芬贝格随后被枪决。他的同谋犯们，那些意识到德国在灾难中的高级军官们的命运也一样。随着他们的被处死，在德军高级军官里开展了凶残的清洗活动，上千名军官，不管他们与谋杀者的关系多么渺远，也都被审判并被指控推翻希特勒而处决。希特勒最优秀的司令官之一——隆美尔将军跟这一阴谋没有多少关系，也被逼自杀，因为他建议过希特勒应该下台。同时，希特勒以观赏那些谋杀者被吊在肉钩子上的影片而解恨泄忿。

上图：在奥地利边境，获救的德国士兵们，他们大部分还是孩子，向美军第七和第二十四军投降。

下图：１９４５年５月，德国南部，东西方拥抱。图为一名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战士同一名苏联战士拥抱。

　　因为害怕敌人，德国人民也没有在困境中要求投降。他们一贯被教导说，苏联人是低劣的野蛮人，现在又听说，从东线攻来的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把这种恐惧刺激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进行了大量的电台广播，并说盟军的要求是要德国“无条件”投降。

　　戈培尔告诉德国人民，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国家将会消失。难道不是斯大林要求把德国的全部工业和财富掠夺走让其成为“荒原”吗？难道敌人不是要把所有的德国人“往死里打”吗？

　　这样的话不断地在德国人民的耳边回响着，因此，当盟军越接近胜利，德国人越疯狂地保卫自己，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大多数德国人仍指望着他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自己现在却靠药物来支撑自己了。在拉斯腾堡的狼穴里，希特勒处于一种半麻醉和与世隔绝状态，不过他仍控制着他的国家和人民。1944年12月在军情极为糟糕的时候，希特勒还要求面对进攻的盟军开展大胆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