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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1.加强特务统治(2)

1.加强特务统治(2)杨树标 杨菁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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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民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再接着,1945年9月2日,蒋介石的部队由空军运抵南京、上海。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于9月9日在设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的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降书遞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事先,蒋介石在8月15日要冈村宁次根据受降原则,着其派代表至江西玉山(后改芷江)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冈村宁次接受蒋介石的指示,于8月21日派今井武夫、桥岛等一行八人飞抵芷江洽降。8月27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率同工作人员由芷江飞抵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着手办理日本投降诸事。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往南京,代表蒋介石主持受降典礼。在这期间,9月4日,蒋介石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战后和平建国方针。文中,蒋介石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人应在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并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得以彻底实施。第二,为减轻全国同胞尤其农民工人的负担,政府决定全国兵役及收复区田赋,均缓征一年。第三,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宪政实施愈早愈好,故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延缓。第四,完成国家统一,唯一前提是要全国军队国家化,国内不再有私人及任何一党的军队。第五,国人今后应共循统一与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工作,实行三民主义,俾臻“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9月4日,离8月15日只有半个多月,蒋介石首先宣布了抗战的胜利:“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接着,他便有所指地说:“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指什么呢?蒋介石在强调“国家统一”的这一“坚实的保证”下,亮出他的底牌,政治上:“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军事上:“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显然,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加浴血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是“私人的军队”。

  在行动上,那就是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蒋介石是怎样下山摘桃子的呢?

  第一,要日寇不投降中共,等他抢。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向日寇南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提出日寇投降的原则,其中强调:“暂保现有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冈村宁次自奉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及蒋介石的电报后,拟订了一份《和平以后对华处理纲要》,提出:“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移交中国的兵器弹药及军需品等应依统帅(指蒋介石)命令,在指示时期与地点、圆满迅捷地移交给中国政府军,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又明目张胆地宣称:“延安如持以抗日而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21日,日寇投降军使今井武夫(支那派遣军总部副参谋长)等八人在六架美军P54战斗机的监护下到了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代表何应钦接见了他,双方进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的除肖外,还有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及从重庆等地赶来列席的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郑洞国、廖耀湘、张雪中等,最后达成各项协议。协议中提出日寇可以对其他武装团体采取“自卫行动”。在会谈中,肖毅肃交给今井武夫一份备防录,提出日寇投降应准备的事项,其中提及:“凡非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何应钦)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后来,冈村宁次还在避开美国人的情况下,向冷欣谈了一个“重要建议”。冈村宁次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冈村宁次希望蒋介石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冷欣密报何应钦,很快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宁次的具体计划飞重庆当面报告。事后,据白崇禧(当时为副总参谋长)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打算采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虽经何应钦、白崇禧等极力怂恿,蒋介石再三考虑,在美国的威胁和阻挠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企图。但是在行动上,蒋介石就这样做了。1945年8月下旬,中共军队向天津日寇进攻,迫其投降缴械,发生激烈战斗,冈村宁次报告了何应钦,何命令其坚决反击,1945年8月23日并给冈村宁次以反动命令,称中共军队为“股匪”,令日寇坚守天津、开封、郑州等据点,必要时向中共军队“收复失地”。真是荒唐至极!

  第二,要美国替他运兵,帮他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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