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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1.加强特务统治(2)

1.加强特务统治(2)杨树标 杨菁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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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CC和复兴矛盾的继续。关系发展的结果是,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的发展为顾忌,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CC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不断摩擦。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年9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装着一副沉痛的样子,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是,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两个形式的存在。决不能像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査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1938年8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CC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1942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年,朱家骅辞去兼职,由徐恩曾升任局长,这一年冬被撤职,由叶秀峰继任。

  “中统”建立后,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始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由原来的完全秘密而转为半公开,成为“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务机关,对内对外均以“中统局”名义活动。蒋介石指定“中统”的三项调查任务,即“党派”、“民意”和“贪污”,其中心为党派情报。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后,中统局本着“日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大患”、“反共第一”的方针,“以十分之四力量对付共产党网(即党员监察网)、十分之二力量进行其他特工”。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的反共特务组织,并作了普遍的布置。在国统区,“各省、市党部,普遍成立调查统计室,在省、市以下各级党部,设立专人负责对付共党工作”,并决定“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保甲组织中,广泛地建立反共监视网”,“在每一角落,布置特务细胞”;此外,动员全党做特工,“策动全体党员,各就该地生活环境,担负对共党之调查防范工作”。在解放区,先对其周围建立特务据点,形成包围阵线,层层封锁;对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点线工作”,“选择干练人员,予以特殊之技术训练,打入共党各级组织及外围团体,进行内线工作”。在沦陷区,“各级党部设专人策划共党之调查及防范工作,应用公开与秘密之方法,对共党打击与破坏”。中统控制和运用以及渗入活动的机关非常广泛,计有邮检机关、盐务机关、税务机关、交通机关、司法机关、社会机关及社会团体、粮政机关、户政机关、统计机关、经济机关、民意机关、“会报”机构、军事机关等。

  在抗战期间,中统除对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参政员与规定办事人员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因观瞻所系,仅作秘密的监视与侦查之外,其余革命组织,一经发觉,即秘密进行破坏。主要的具体的反共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介石指使徐恩曾拟定,交陈布雷(当时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修改,再交蒋介石决定。下颁时,作为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所谓“防制异党”,在中统内部认为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即可以把日本当作朋友,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士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镇压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布置中统特务一方面读马列主义的书刊,讨论共产党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做到伪装。如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再如在中统内部进行演习,“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作一番分析判断乃至宣传活动,然后由参加演习的特务进行评论,直到做到以伪乱真的程度为止。另一方面研究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可能叛逆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如何扩大问题使其动摇并且达到背叛。对这项工作陈立夫是很得意的,他曾指责军统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中统把这项工作当作业务的骨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统的反共活动比军统更阴险。

  第三,派特务打进延安,拉叛徒充当特务。如叶秀峰曾看中了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博清,经过培训,打扮成为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青年,于1938年到延安混进抗日军政大学,然后由抗大出来再回到重庆做官。再如叛徒杨为,升为研究室主任,专与叛徒谈话,一起研究关于共产党的策略与路线,并写成专门报告,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蒋介石对此甚为欣赏,曾两次传令嘉奖这项政治战的功绩。

  第四,迫害进步青年。运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吸收道德品质极其堕落的人进入核心,同特务配合一致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残害青年。又如,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反共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査网”,蒋介石亲下手令,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是中统的中心任务。据中统局自述:仅1940年及1941年两年中,逮捕共党8194人。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的最高特务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组(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①1。1945年8月钱大钧离职后,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还未毕业),所以蒋介石只让他任副局长。但历任局长贺耀组(1938年8月至1942年)、林蔚(1942年至1944年)、钱大钧(1944年至1945年8月),也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与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4月1日军统进行“四一大会”①1以纪念“我们的工作纪念日”时,局长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还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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