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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1.同日本的秘密和谈(3)

1.同日本的秘密和谈(3)杨树标 杨菁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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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要高崇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陶希圣、陈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崇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崇武去长谈。谈后崇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崇武谈其甚详。”

  “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崇武就被蒋介石利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崇武同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西义显同高崇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年1月17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2月14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桢昭,交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日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院长),其内容是:“近卫声明将致东西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固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年4月5日,高崇武将这些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4月16日,高崇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崇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1)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2)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目的交涉。”据西义显回忆,当时高崇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崇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要求,有真实感”。

  之后,西义显于4月27日回国,将高崇武的提案报告本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已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时,蒋介石还是叫高崇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崇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于6月23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很恼火,在24日的日记中说:“高崇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崇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

  高在日本会见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把中国看作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旨在努力结成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作法,未免过分,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卫和板垣都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是其妄想逼余下野,而无攻汉之决心也。然余决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进攻之一途。”高崇武看到这种情况,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7月21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崇武的报告,大骂高崇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崇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崇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通过高崇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崇武的任务,是从日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汪精卫自1938年12月逃离重庆到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中间经过了将近16个月,其后又过了8个月,日本才正式予以承认。这整整两年的时间对汪精卫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对日本来说则是经过漫长等待后的无奈选择。据今井武夫回忆,自1939年秋季以来,在与汪从事和平路线工作的同时,日本另外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迫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作“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10月在南京设立后,11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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