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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2.庐山谈话(1)

2.庐山谈话(1)杨树标 杨菁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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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庐山。“7月7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

  在1937年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6月27日,蒋介石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官长发表了《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对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作了如下说明:“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7月5日,蒋介石在训练团的总理纪念周上对第二总队教育组发表了题为《救国教育》的演讲。蒋介石把“国难时期”的教育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说:“东北的沦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平心静气地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进而又说:“如今国难至此,我们还不能彻底悔悟认识吗?如果今后我们再不奉行总理精神教育的宗旨,确立教育救国的基本信念,来彻底改进中国的教育,不仅东北四省同胞所受的束缚压迫宰割欺侮的痛苦不能解脱,而且其他各省以及全国的国民,都免不了要蹈东北四省同胞的覆辙,受东北同胞所受的同样的亡国痛苦,由此可知教育关系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何等重要,何等密切!”

  7月9日,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了,山中并未完全知晓。这一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此次我们举办庐山时期训练团,召集全国各界文武同志,来此受训,其意义是在继全国统一之后,当外患紧迫之时,来发动一个举国一致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接着,蒋介石又大讲特讲了什么“建国的中心”和“建国的要素”。在这番讲话的结尾,蒋介石还是说:“三年以前‘赤匪’坐大,盘踞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各省,大家都以为‘剿’不了,但是我公开对大家说,我们一定可以将‘共匪肃清’,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告了一个结束了。”

  只有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題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才在对日政策上明确亮相。一开场。蒋介石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蒋介石谈了四点。

  第一点,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说:“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点,关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亊,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之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点,关于抗战的态度。蒋介石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点,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我国立场。蒋介石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蒋介石总结性地、十分明确地对参加这次谈话会的人员说:“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玚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18日,蒋介石又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的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建国运动》的讲话,按蒋介石所说:“特将建国运动,作一个系统的总括的讲述;使大家明玚建国的目的,建国的究竟,建国步骤与入手方法,以及建国的原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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