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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 2.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3)

2.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3)杨树标 杨菁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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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发表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他指责张、杨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坏纲纪之举动负之”。他还标榜自己道:“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地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在溪口发表了《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学良文》:“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又说:“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戏,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为了使西北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蒋介石于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张学良说:“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癒准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1)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2)(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4日,蒋介石在溪口复函杨虎城说:“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然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19日,蒋介石再详函杨虎城,指责杨虎城说:“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布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他进而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表示“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张学良回陕,“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三是认为杨虎城的主张“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要求杨虎城“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最后他又威胁性地说:“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要陈布雷替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陈布雷在1937年的日记中说:“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动记下来,把蒋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内心活动也记下来了。这本《西安半月记》反映了蒋介石顽固地站在他固有的立场上,对西安事变提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认为这次事变是“几摇国本”。蒋介石把这一事变列入“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第二,认为这次事变是“叛乱”。开始,蒋介石“犹疑为一部之兵变”或中国共产党“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再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局部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扰”。而且蒋介石把它同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相比较。第三,抱着顽固到底的决心,不愿谈判,不让向他提出条件,而且以死要挟。蒋介石要邵力子转告张学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他一再表示所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什么“国家之正气”,表示要“成仁取义”。他还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这似乎是一封遗书,准备至死不改。第四,随着瑞纳、宋子文及至宋美龄等人来陕做工作,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变化,答应了让他回京后,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的话是这样说的:“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这本《西安半月记》的字数不多,仅一万多言,但字字充满了对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歪曲与对张、杨的仇恨,句句吹嘘他的所谓“坚贞不屈”与对张、杨的“不让步”,处处攻击事变会将历史拉向后退。这本书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动记下来了,而活动的内容则完全按照蒋介石的立场与观点,加以杜撰。

  与《西安半月记》相匹配的是宋美龄搞了一本《西安事变回忆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不让这本《回忆录》出版,但又无奈,最终还是让它出版。同《半月记》相比,这本《回忆录》就可以作为历史的参考。书中明显的有几个比较符合当时历史面貌的观点:第一,关于事变的性质,宋美龄认为:“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关键也。”她进而分析说:“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所以对这样一个事件,要做到有正确的看法,宋美龄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第二,关于南京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宋美龄认为:“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觉得对这个事变的解决办法应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第三,关于亊变的具体解决,宋美龄一一记下了她的活动:“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派端纳赴陕,托带手书私信给蒋介石,“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另又手书一信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们相信“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为国家计,不得不呼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黄埔出来的将领“于未明亊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陕,实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最后宋美龄亲自出动,其心情是“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见蒋后一再劝蒋介石“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告诉蒋介石“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第四,关于同中共的接触。宋美龄先说一段:“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诉,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又说她同“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来)“长谈二小时”,她对周恩来的谈话“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第二天又交谈,宋美龄在攻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之后,还是提出所谓:“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这本《西安事变回忆录》比《西安半月记》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气叙述下去的,许多文字比较符合历史面貌,而立场、观点仍同蒋介石一样,她借张学良的口,称事变为“劫持领袖之错误”,把蒋介石的作用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样的,把她自己在解决事变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与蒋介石的释放,吹为“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西安半月记》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在文字上的确有差异,这可能由于蒋介石身处其中,而宋美龄则旁观者清,也可能由于宋美龄与蒋介石均代表英美在华的利益,而宋美龄更亲近,更处在第一线;还可能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在几个历史关头均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如在东北拥蒋易帜、在中原大战中拥蒋率军入关、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背起了“不抵抗主义”的黑锅等),了解张学良,谅解张学良。正因为这两本书有差异,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也不一样。陈公博的《苦笑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身边,他正专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贡献。‘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认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你说得对。’力子很坦怀。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

  2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报告西安事变始末》,同时呈请辞本兼各职。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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