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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那三届:文革后“新三届”的集体记忆和中国梦 > 3.校园大学里接受现代化洗礼

3.校园大学里接受现代化洗礼王辉耀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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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大家如何努力学习。学生在路灯下看书或烛光前学习是常见的。十年“文革”的灾难和社会生活,压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科学的春天”正成为全社会对科技和知识渴求的象征,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蒋筑英这些名字就像今天的歌星和球星那样闪亮。人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把“文革”失去的十年补回来。大家有机会进入校园学习,对这样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所释放出的能量是空前的。

  我的校园大学生活是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度过的,专业是精密仪器制造。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课学习中大家都非常努力,记得是吴颐同学搞到了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大家就找上面的难题来做,做不出来就交流争论,那种纯真的求知态度令人难忘。当时的英语课是由朱慧芬老师教的。朱老师不但人好英语好,而且教学也非常有办法,我们很感谢朱老师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在这个阶段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CUSPEA(China-U.S.Physics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在中国招生。当时范围比较广泛,我们工科学校也可以参与。经过学校初试、复试等环节,应用物理专业的崔红亮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入选学生,在学校产生了轰动,也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去国外学习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当时也正是科学学、科学社会学、软科学等学科被引进中国的启蒙时期。这些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感觉这些东西比我学的专业课更有意思。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对工程技术的兴趣更大,而老师则特别强调对专业忠诚的思想,这让我感觉比较矛盾。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我留校任教。

  1982年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被派往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参加一个激光核聚变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在上海光机所期间跟很多科研人员的交流让我坚定了改换专业的信心,我觉得当时国家最缺的不是具体工程技术的人才,而是科技管理的人才。幸运的是,长春光机学院的校领导很有远见,成立了全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学研究机构。完成项目后,我就向学校申请从精密仪器制造专业调动到科学学研究室。真正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才发现,国内这个学科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不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而此时出国留学已经悄然兴起。于是我和其他青年老师走上了学英语,考托福,申请国外高校的这条路。当时我只申请了三所学校,第一所就是杨振宁先生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StonyBrook)。幸运的是TOEFL考了627分,在没有GRE成绩的情况下申请到了资助。这样,从1985年开始,我就迈出了国门,开始了我的国际大学。

  四年的校园大学给了我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身份证,从一个下乡知青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业化社会的建设者。这个身份证在3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决定一个年轻人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凭据之一。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给了我一个现代化社会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广博知识、理性思维、独立价值观和公共行为准则。在信息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很多专业知识的传授都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但是校园大学在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功能是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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