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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那三届:文革后“新三届”的集体记忆和中国梦 > 1.苦涩而斑斓的年代

1.苦涩而斑斓的年代王辉耀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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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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