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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社科总馆 > > 那三届:文革后“新三届”的集体记忆和中国梦 > 2.磨难-上学-命运转折

2.磨难-上学-命运转折王辉耀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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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开始,和许多人的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严重冲击。我从小学时的三好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成为了同学里的另类,每天上学都能感觉到周围歧视的眼光。那时上课已经不正常,我也经常逃学,跑到大学校园里去看大字报。因为只有在那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环境里,我才会有安全感。老师也不太管我是不是去上课,于是我就在逃几天学上几天课的日子里度过了小学最后的时光。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被关押批斗,只有在清华一些开批斗会的场合,我才有可能见到他。

  噩梦还在继续。到了我上中学前后那段时间,先是在初中读书的哥哥到陕北延川去插队,接着不久父亲被下放到江西,最后母亲也被下放到宁夏。家里除了12岁的我,还有小我5岁的弟弟和年过八旬的太外婆。我们三人留在北京,大概是因为太外婆身体尚好,还能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母亲每月给我寄点钱,要求我每天写日记、记账,每周写封信把日记和账单给她寄过去,这样她可以知道我们在京的生活情况。

  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我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这段过程,是磨难也是历练,我是与我的家庭成员,与那个年代里的人一起走过的。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段经历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是一段不堪回首又值得品味的往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和那段历史所赋予的生命记忆与传承基因,都是不可复制的,而这种“不可复制”是那段不该再发生的历史造成的。

  这种家庭四分五裂的状态延续了四年,我初中毕业时,母亲从宁夏干校返回北京,我也结束了那段“小鬼当家”的生活。但对我而言,马上就面临着是否还能上高中的问题。那时候学校整天学工学农,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我却仍然喜欢读书。但书念得好在当时并不是能否上高中的标准,家庭出身的因素往往会有决定性作用。好在当时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校长恢复了工作,他力主把我的名字从插队的名单换进了上高中的名单里,使我可以再读两年高中。那时候对于我来说,连读高中都是殊为不易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指示下,文革开始后一直停摆的大学招生恢复了。但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由基层推荐,主要从工农兵中选拔,“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也非常重要。虽然73年考过一次试,后来又因为“白卷英雄”事件废除了。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觉悟,大概才是那个年代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标准。他们当中有一些优秀人才,但更多的优秀人才却因各种因素得不到同等的机会。当时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除了上大学以外,还肩负了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而老师却都是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感觉,他们除了大学生身份以外,还有着可望不可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红色接班人”的角色。

  不论如何,在当时年轻人中他们仍是令人羡慕的一群人,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上学机会,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梦。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一双被高高举起来的长满老茧的手——当电影里言辞铿锵地喊出“这就是资格”的时候,我明白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了。我甚至有点后悔,初中毕业的时候要是去插队,或许还会有双手磨出老茧的可能。

  高中毕业时,由于一位福建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信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对插队重新制定了新的政策。我的家庭情况符合政策,我可以不去插队。因为学习成绩较好,学校把我留下来做了一名语文教师,工资可以拿到42.5元。在同龄人中,我是属于运气相当不错的,但对于上大学,则完全不敢有奢望。当时的想法,这辈子能够在中学规规矩矩当一辈子教书匠,就算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了。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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