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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师走上讲台，“不用‘起立’了。你们专心一点，上课的时候少换点座位就比什么都强。”大家哄笑。这时候，天杨的左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右手，她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我有点不安。我已经听见后排有人窃笑了，可是她像没事一样，用剩下的一只手托着腮作认真思考状，眼光紧随着历史老师的板书。她专心的时候眼睛发亮——我估计历史老师已经感动死了，尤其是在一节课过半，教室里越来越乱的时候。风刮了过来，玻璃上滚过一种沉闷的声音。
“各位，”历史老师放下了粉笔，“看看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一片黄沙。那些柳树在尘埃中被撕扯着，我们只看到些狂放的轮廓。历史老师说：“看看，好好看看，你们想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想不想到外面去上大学？想不想知道没有沙尘暴的春天是什么样的？要是想，就认真一点儿听课。你们，你们是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对你们来说离开这儿不是空想，我看这个城市里也只有你们有这个运气。你们不要不珍惜，九月份就要升高三了……”大家又是笑。我听见周雷那个白痴笑得最响。
然后，我醒了。温哥华时间上午七点。
我梦见了我的高中。某个异常清晰的片断。我相信高中三年的某一天中这个片断一定分毫不差地上演过。手指上还残存着天杨手掌的温度和触觉。窗外天很蓝，是清晨独有的脆弱的阳光。
天杨。我最近总是梦见她。因为从高中毕业后就没再见面的关系，在我的梦里她永远是一副高中生的模样。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我甚至在从某个有她的梦里清醒时会突然想：要是有一天，我和她突然在街上相遇，我能不能马上认出她？
我很艰难地爬起来，没吵醒安妮。淋浴，早餐，然后轻轻走出去搭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我的二手ＴＯＹＯＴＡ像情人一样在暧昧的灯光里看着我。我总觉得在地下停车场里，汽车们聚集在一起，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车都是有生命的，每一辆都有不同的表情。就像我们高中时的自行车棚一样。不过那时候，自行车棚还有另外的用途，我和天杨曾经在自行车棚的最深处第一次接吻。那回我们一不小心弄倒了整整一排自行车，它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和谐有序地倾倒，金属撞击的声音美妙绝伦——引起守门老爷爷的一声怒吼。
我发动了我的车，它和我一样没睡够。我把广播打开，调到华文电台，居然是纪念张国荣逝世一周年的特辑。都是些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歌。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老实说，我还根本没习惯张国荣死了这个事实，但是已经一年过去了。我并不十分喜欢张国荣，但是天杨喜欢，或者说迷恋。高二时候我们四个人：我、天杨、肖强、方可寒，我们天天窝在肖强开的那家小音像店里看片。因为天杨的关系，《霸王别姬》我们少说也看过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别姬》，程蝶衣自刎时掉眼泪的居然是肖强这个爷们儿，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杨满足地叹了口气，“这就对了。”我问她什么叫“这就对了”，她答非所问地说：“《活着》里面的葛优和巩俐就是都该活着，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没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遇上红灯了，我换挡，减速。真不想去上班。我的上司，那个百分之百的香蕉人总令我联想起张宇良。他俯下身子看我的电脑屏幕的时候，我就想起张宇良把他的脖子歪成一个卑微的角度看着我，惊讶地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江东，你和宋天杨从来没上过床？别他妈的装纯情了……”
张宇良让我恶心，我的上司也一样。
不过总的说来，生活算是令人满意的。温哥华是个秀丽的城市。干净，亲切。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出生并成长那是有福了——一辈子，乡愁都是一首轻快的巴罗克音乐，或者是蓝调。不像我，想起故乡，脑子里只有狂风起劲地呼啸。一想到我和安妮未来的孩子会拥有一个精致一些的乡愁，我的心情就愉快起来。要知道你出生并成长的地方直接影响你灵魂的质感和成分。
快要到公司了。来，深呼吸一下，八个小时，其实过得很快。只有张国荣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悠长，他是用不着再和“时间”这东西较劲了。
“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杨曾经说过，这两句，就这两句，是张国荣的绝唱。她真的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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