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 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 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 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 “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