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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柳本来具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仅仅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警觉全部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飞回北京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棘手。他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现在他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传志后来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我们只有了解1990年春天北京联想发生的事情，才能真正明白这话的含义，并且嗅出其中强烈的中国味道。
问题又回到大会上来，柳不打算隐瞒自己对孙宏斌的担忧。他告诉公司全体干部，他看到《联想企业报》上面的一些话，“着实吃了一惊”，接着便严厉指出孙的错误：“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是荒唐的。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也不能办自己的报纸。“如果下属的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对于远离总公司的分公司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被允许的。”
柳传志显然还没拿准孙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打算继续观察。他公开说孙“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的积极性”。又为企业部的年轻人打抱不平，说他们“得不到公司其他部门的有力的支持”，倒是“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紧接着，李勤出来为他助阵。“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优势，”李勤说，“他能够到全国去。他能够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够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很显然，有些话是这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所以李勤说得异常尖锐，而且直指贾绪福，说他“干扰了，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地方是破坏了我们在全国建立分公司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这话已经说得相当尖锐，但是还有更厉害的呢。他说：“老贾为了自己的权力，或者说自己的面子，有的同志叫虚荣心，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些话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只有当事者漫不经心。“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什么？”贾绪福对坐在下面的一个经理说。这让李勤更加恼火。“我一听就很不是滋味，”他对贾说，“你就那么潇洒？”
李勤这些话里只有一点不确，那就是贾绪福的“潇洒”。其实那都是表面做出来的。会议结束之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贾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离开要害的岗位，从此也不再是孙宏斌的阻碍。
柳传志希望让全公司的人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以便真正建立起集中统一，而又各负其责的“联想文化”。他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大船结构”。下面这段话表明，他认为这是消除公司内部宗派势力的一剂良药：
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大船结构”简言之：公司像条大船，向着总裁室制定的目标前进，这是“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每个部、每个人的岗位目的明确，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定位原则；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合作原则。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统一原则和合作原则。
3月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事情才刚刚开始。在贾绪福被免去若干权力之后两周，孙宏斌又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有个叫王育琨的人撰写文章谈及此事，暗示柳传志工于权谋，欲擒故纵，使用“缓兵之计”诱使天真的孙宏斌上钩，并且大获全胜。我们仔细检查当日档案，可以发现王的描述不是事实。在3月19日的会议上，柳曾在众人面前指出孙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帮会行为”，还说他既有可能成为“可造就之大才”，也有可能成为“公司的危险人物”。孙本人也在当场聆听。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更没有所谓“胜利者”。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柳则失去了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年轻人，被迫将公司的“接班人计划”延期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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