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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未来，对于眼前一些隐约可见的问题，他却不能控制。
销售5 000台联想微机和10 000套汉卡的计划完全寄托在业务部和企业部的身上。前者负责全国的销售，由创业元老贾绪福掌握；后者负责全国的17个分公司，实际上也在负责全国的销售，由一个名叫孙宏斌的年轻人掌握。李勤当时说，“老贾和小孙身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话不错。可是这种销售体制造成责任和利益的重叠，人事方面的纠葛又强化了这种冲突。老年人习惯于照章办事，哪怕这种规章影响了销售效率甚至公司利益，也不敢想入非非。年轻人则喜欢我行我素，信奉“只要把生意做成，公司的规矩也不在话下”。当孙宏斌不断抱怨产品价格缺乏弹性、分公司无利可图也就不会有积极性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慢慢聚集。及至生意开张，孙又认定老贾主持的供货渠道效率太低，延误商机，自作主张寻找公司之外的渠道运输货物。于是两人一言不合便争吵起来，彼此间充满火药味。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国大多数机构都会出现。人们通常都是以“和稀泥”的方式处理这类纠纷，听凭嫌隙扩大，各自寻找自己的靠山和同党，直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柳传志不希望在他领导的公司里出现这种局面，尤其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宗派和圈子的势力。
在这年春天一次会议上，柳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贾、孙二人的纠纷。他先说老同志的主人翁感强烈，兢兢业业，不过有些循规蹈矩，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愿望。又说青年同志有开拓精神，显示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是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还在职务晋升之后头脑发热。他这样说着不偏不倚的话，其实当时心里还是向着年轻人。他讨厌黏黏糊糊的做事风格，不计苦劳，只看功劳。举个例子，公司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把销售网撒到全国去，还曾经有过设立“八路诸侯”的打算，在全国形成分公司系统。可惜那时候公司里都是一群元老，不能长年只身在外，所以这一计划始终不能实现。直到1989年10月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 400万元。柳传志将这些事情一一讲出，还列举事实说，1989年12月，由于进口部的工作疏忽，令公司产品大量积压，“分公司像泄洪一样泄出去1 000多万元的产品”。所以“孙宏斌这种开拓性的做法得到了总裁室的垂青”。
如果这些话里赞扬孙宏斌的味道还不强烈，那么，他在私下里的倾向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在新老之间的冲突中，他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接连好几天，他把年轻人陆续约来单独见面，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们对老贾的看法，提出诸如“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约上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按照李勤后来的说法，这是“叫板”。
年轻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高层领导那里得到支持，渐渐有恃无恐。陈恒六和孙宏斌成为两颗新星，柳传志把公司最重要的企业部交给他们来领导，加上郭为，这就组成了公司当时新一代中的精华，也成为柳传志“接班人计划”的重要环节。
陈恒六和孙宏斌是一对绝配。陈年长几岁，把孙当做小弟，而孙也的确把陈当做大哥，言听计从，甚至还能毕恭毕敬。比如说，他出差回来的时候，企业部用两辆车去机场迎接。陈一走进办公室，孙便喝令全体起立。陈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说出话来既生动又有力度，还有强烈的煽动性，这一点就连极富演说才能的柳传志也惊佩不已。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还承认：“一说起恒六，我可就要两眼放光。”可惜陈是个能说不能做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天生是给人支招的”。这孙宏斌恰好相反，拙于言而敏于行。他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困之家，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机敏，坚毅，不择手段地追逐目标，将任何障碍视若无物。而且此人眼光远大，全局在胸，只是说不出来。柳传志本人能言善辩，也喜欢会说话的人。为了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他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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