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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书目 至末页然而，2001年9月11日后，当五角大楼向空间图片社寻求帮助时，却发现利用这种特权远比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中期预计的更为复杂，并暴露出这个秘密帝国中存在的另一个无从预见的缺陷。问题并非出在这家公司身上，他们很乐意把所有有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图片信息出售给五角大楼。问题出在当空间图片社的技术人员在丹佛(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之外的地区通过商业渠道向华盛顿的国家制图局发送数字信息时，国家制图局却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尽管它的电子传送系统能与政府间谍卫星保持协调，却由于缺少频带宽度而无法收到空间图片社传来的数据信息。该公司把光盘驱动器中的图片复制后连夜运送华盛顿，但随后便被波音空军基地长期束之高阁。这使得美国飞行员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周内，都必须依赖俄罗斯提供的阿富汗地图和其他过期的资料。
而今，华盛顿方面正在重新部署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并放弃一向避免主动攻击的战争模式，以确保美国免受潜在威胁。那些负责情报领域的决策者们还在幻想着设计比目前更先进的空中侦察系统。用一位国家制图局内部官员的话说，这些新的设备将可以随时随地监视整个世界。用更专业的话说，其目的就是要由周期侦察转为持续监控。
就目前而言，尽管政府已经作出许多努力，并发明了无人驾驶的远程控制侦察机如“捕食者”和“全球鹰”，但要实现全球监控的目标还是遥不可及。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捕食者”随即又在阿富汗战争中闪亮登场，为中央情报局和军队指挥官们提供了大量极为确切的地面行动报告。由常规原子航空系统为中央情报局专门设计的“捕食者”和由诺斯罗普·格鲁门设计、为空军服务的“全球鹰”都能在某一地点上空连续盘旋数小时，这点连间谍卫星也难以企及。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完成一些监控任务，如跟踪跨越沙漠或山区的车队等。多亏中央情报局的推动，才使得这一侦察机能够携带导弹。2002年11月3日，“捕食者”携带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名正乘车穿越偏远的也门地区的基地可疑分子。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些先进的侦察技术却屡屡受到排斥。事实表明，国家还只是在那些早在5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经过改进的技术上大动干戈。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却也相应地失去了创造性。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和商业部门缺乏活力，一些试验项目经费短缺，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协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造行业和学术组织能否恢复曾经的活力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高校和技术开发公司总是通力协作，这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技术革新，也驱使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部门积极适应这一包括电脑、编码、数据处理和电子通讯在内的信息技术发展进程。
从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家勘测局、国家安全局到国家制图局,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改革现有的情报搜集技术，从而搜集到更多关于恐怖主义的情报，追踪并防止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蔓延。几乎每个情报部门都专门设立了研制新技术的机构，特别是“9·11”事件后，他们更是不惜重金投入研究。这就很可能会带来一些由硅谷等高科技研究中心研制的半导体和微型电路引发的技术革新。
在世纪末的今天，一度作为“情报领域技术革新的加速器”的中央情报局科研室已失去活力，变得死气沉沉，国家勘测局也正面临管理方面的危机，总统们更是把科技顾问给抛到了脑后，更不要说察言纳谏了。我们已经很难想像科学家诸如基利安和埃德温·兰德能够自由出入总统办公室与总统探讨科学项目，这对于五角大楼和其他政府部门来说，恐怕也都是难以忍受的吧。由此可见，想要摆脱这些年来的陈规陋习还真是件相当棘手的事。前国家勘测局副主任吉米·希尔曾指出，对新型高空侦察设备，人们往往片面夸大其功用，却低估了其中的投资花费。老布什任期时的中央情报主管罗伯特·盖茨也早在“9·11”事件前就曾担心，拜金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会阻碍到情报领域的技术革新进程。
“9·11”事件后，中央情报局就秘密邀请维尔顿和其他健在的冷战时期的情报技术人员到华盛顿，并与他们之间就如何恢复早期的创造精神，以用于对付未知威胁等问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对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的美国来说，这些谈话将关系到美国能否再现冷战时期情报领域创新人才辈出、宇宙空间被进一步拓展、国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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