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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初，苏联试验了一颗射程为900英里的导弹，印证了几周前《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那篇题为《导弹离我们而去》的文章展现了一幅想像中的1962年的场景：美国及其盟友发现自己在军事上被击败，政治上受苏联导弹的威胁。或许正如《时代杂志》形象解释的那样“苏联终于执鞭在手了”。杂志将这一想像的耻辱称做“导弹人的噩梦”。
尼吉塔·赫鲁晓夫似乎感到美国人已被吓唬住了。4月23日，当第一批U-2侦察机准备就绪，即将运往英国时，这位苏联领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非常肯定，我们很快就能拥有装有能射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氢弹头的导弹。”
赫鲁晓夫或许太夸大其词，但几周后，基利安重新召集了技术能力小组修正其对美国可攻击性的评估。他还写了一封冷静的信，加深了白宫对苏联突袭潜在威胁的担忧。根据对苏联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的最新情报估计，基利安在给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阿瑟·弗莱明的绝密信中指出，他的委员会正预测莫斯科何时将掌握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核攻击的技术。在5月14日那封信中，基利安警告说，此威胁“近在咫尺”，而非小组1955年初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预言的那样，他写道：“前苏联掌握对美国实行决定性突袭的手段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尽管有这些政治压力，当5月28日，艾伦·杜勒斯到白宫与总统讨论U-2侦察机，并请求他批准开始行动的准则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仍对是否使用U-2侦察机犹豫不决。他尚未考虑清楚，派遣美国侦察机，即使无武器装备，也不是由空军操纵的，深入苏联领空的后果仍令他担忧。“这样的决定是一个总统面临的最费脑筋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思考，如果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我们该作何反应？”古德佩斯特明白：美国必将设法将其击落。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识到，这架飞机及其照相机系统都标志着侦察技术的重大突破。如果说他在看到盖茨堡农场的照片后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当中情局向他展示从7万英尺高度拍摄的圣地亚哥及好几个美国其他城市的照片时，这种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在这些照片上，我们能轻易地数出大街上的汽车数量，甚至每个停车泊位画的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将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也就毋庸置疑了。”
他还是希望确定这款飞机不会轻易被苏联雷达系统追踪，或被苏联喷气战斗机击落。在美国上空的试飞证明，美国雷达不能连贯地追踪到该飞机，在许多地方甚至都无法探测到它。中情局反复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莫斯科地面雷达网络设备是二战时盟军提供的，肯定追踪不到它。但1956年初，这种预测出人意料地被改写了。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一份新调查说，它可能会被探测到。此秘密调查于5月28日完成，发表那天，杜勒斯面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但总统似乎毫不知情。中情局自己的U-2侦察机相关历史只简单地写道：“这份调查对最高决策官员们的想法几乎无任何影响。”它引用1988年对比塞尔的评论，接着写道：“他们继续相信，苏联不能追踪到U-2侦察机，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察觉到它，U-2侦察机只会是些模糊的信号罢了。”
鉴于总统的担忧，中情局应该让他知道修改后的评估。如果知道此飞机将很容易被识破，或许他会拖延更久再批准U-2侦察机的第一次飞行，或者甚至取消这个项目。在回忆录里，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他们提供的苏联防空信息，他自信，“依据当时的雷达性能，在战斗机飞行高度不超过5万英尺的情况下，U-2侦察机将会相当安全地飞行”。
中情局还告诉总统，即使这种绝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其中一架飞机受到苏军防空攻击确实发生了，飞行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莫斯科就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侦察行动是美国所为。杜勒斯和比塞尔向总统保证，若飞机被成功击中，飞行员将失去生命，飞机将不可辨认。古德佩斯特回忆说：“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形势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飞机将碎裂，同时也完全可以肯定，飞行员将丧生……虽然他们可能会知道飞机从何而来，但也很难有令人信服的途径证明它。”
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说服了，相信一旦遭苏联导弹或防空火力攻击，该飞机及其飞行员将在劫难逃。“这是一种残酷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他们让我放心，执行这些任务的飞行员们受高度爱国主义、膨胀的英雄主义思想及某些物质诱惑的激发，都是出于自愿的。”
万一此悲观预测不准确，中情局决定让飞行员们带上自杀药丸。比塞尔要求中情局技术部的亚里克斯·巴特林医生找出合适的药物。巴特林推荐了瓶装一安氰化钾。战后，纳粹领导人赫曼·格林曾服此药在狱中自尽。一旦瓶子在飞行员口中破裂，他很快就会死掉。最初，比塞尔预定了六安，还配有L药丸。在飞越苏联的飞行中，飞行员可选择带一片药丸，而不一定非喝这种药剂。
药物的服用说明冷酷而简单：“如需服用应置于口中，用牙齿咬紧，双唇紧闭。药剂将在牙齿间被压碎。此时服用者应张嘴吸气，然后再闭上，尽可能长地屏住呼吸。约30秒钟后，服用者将失去知觉。此药服用无痛苦，但胸部或许有压迫感。服用者将毫无知觉地死去。”
直到1956年底，进入苏领空的第一轮飞行完成之后，卡米恩·维托驾驶U-2侦察机飞越保加利亚时，误服此药的危险性才被清楚地认识到。当维托在飞行前预吸氧气时，被派到U-2侦察机特遣队的一名空军助理把一丸L药丸放进维托增压服右边的膝盖口袋里，很明显，他不清楚这位飞行员喜欢把柠檬糖塞到同一个口袋里，以在长途飞行中润润喉咙。在飞行中，飞行员们可以偶尔打开头盔。几个小时后，当在保加利亚上空飞行时，维托无意识地从那些坚硬的糖果中掏出了药丸，打开头盔上的面罩，把它倒进嘴里。幸运的是，当他没有尝到期待的柠檬味时，他没有咽了它。他把它吐到手里。得知此事故后，比塞尔的一位助手命令将这种药丸装到小盒子里。
过了很久中情局才认识到，如果L药丸意外地在飞机内破裂，使机舱充满致命气体的话，也会夺去飞行员的生命。这种药丸最终被一种同样有效，但挥发性较弱的杀手——掺了海藻（一种贝类毒素）的注射针代替。这些致命的发明是中情局调制的生化武器的先驱。在中情局试图暗杀那些敌对外国领导人如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并不成功的行动中，就曾使用过这些武器。
5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思索是否使用U-2侦察机时，他非常清楚，如果此飞机及飞行员被苏军俘获，克里姆林宫将取得宣传上的巨大胜利。当年早些时候，莫斯科发现了美国空军投入急流中以期被带到苏联境内的许多气球，已经算是一次意外成功了。那次被称做“吉妮翠斯计划”的侦察行动是用于拍摄如U-2侦察机飞行一样的高空照片的，其受控性虽差，但安全性更高。1955年12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那项计划。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空军将516个气球送进西欧上空，预计它们将飘过东欧、苏联和中国。在理论上，一旦那些气球进入西太平洋上的国际领空，胶片盖将重新合上。
只有46只气球被收回来了。其余的或消失或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截获了。苏联人愉快地控诉这些他们称作“间谍气球”的侦察设备，在莫斯科展览了收集到的气囊、照相机和发射机。正如给U-2侦察机飞行准备的掩人耳目的说法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尴尬地宣称这些气球是用于监察高空天气状况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新闻界都很怀疑这种解释。2月19日，《纽约时报》随军记者汉森·鲍德温暗示读者，这种解释严重破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鲍德温怀疑气球飞行的潜在军事收获是否大于它们被发现带来的政治破坏。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它们得不偿失。他终止了那些行动，他说：“气球给民众的愤怒提供了更多合法借口，得不偿失。”
3月中旬，崔宁将军又出乎意料地提议另一项海拔更高的飞行路径的气球计划。显然，总统已被空军的顽固坚持激怒了，他回应说 ：“不再对任何气球感兴趣。”
5月31日，杜勒斯和崔宁呈交给总统一份正式提案，开始U-2计划。那份高度保密的文件题目为《感光板可操作计划》。它要求先在东欧作一些预备飞行，然后在约一周之内，开始在苏联执行首批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提议的审查由于他6月7日的肠病被搁浅。
当总统正从紧急手术中康复时，在英国的U-2特谴队转移到了西德威斯巴登一个空军基地。地点更换是因为早些时候在伦敦外朴茨茅斯港发生的一次侦察事故。4月，赫鲁晓夫访问英国，英海军上将派一名蛙人去探测来访的苏联巡洋舰弗拉基高加索号上的螺丝，被该船上的船员抓获并杀死。几天后，蛙人莱昂内尔·克拉比的无头尸体浮上海岸。这次拙劣的侦察行动曝光后，首相安东尼·艾登罢免了英国情报局长。由于担心再遇到尴尬的情况，他后来要求华盛顿不要将英国作为U-2侦察机飞入苏领空的基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杜勒斯和比塞尔决定请求西德大臣康拉德·阿德诺尔在本国为U-2侦察机提供基地。比塞尔飞到波恩向他讲明情况并向他展示了拍摄的美国城市的实验照片后，阿德诺尔同意了此想法。6月11日，向西德转移的行动开始了。
此时，比塞尔已等不及要立即起飞了。6月20日，星期三，比塞尔利用总统授权的空军东欧入境令，命令U-2侦察机在敌境（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内执行首次任务。5月31日，呈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执行计划提到了那些预备飞行，但比塞尔并未明确请示总统。6月20日日出前，U-2侦察机飞行员卡尔·奥弗斯特里特从威斯巴登起飞，向东方渐亮的天空飞去。他安全飞过三个前苏联盟国。两日后，飞行中拍下的照片被送到华盛顿进行分析。阿瑟·伦达尔和同事们都认为那些照片质量上乘。
在奥弗斯特里特飞行的次日，基利安和兰德陪同比塞尔到白宫与病中总统的代表古德佩斯特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面。三人向他展示了一些U-2侦察机新拍的照片，并陈述了比塞尔的计划：一旦天气允许立即飞入苏领空。古德佩斯特告诉来访者说，总统已同意了5月31日的飞行计划，但他希望首批飞行尽快全面地覆盖一切。古德佩斯特解释说，总统的意思是利用苏联境内的飞行，尽快进行下一步行动。为了能让总统及时了解和过问，古德佩斯特告诉比塞尔“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先告知总统”。总统还希望飞行开始后定期获知最新情报。古德佩斯特在一份措词谨慎的备忘录里总结了此次谈话，隐晦地提到此“侦察计划”，但并未点明其目的及U-2侦察机的存在。
四人还讨论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飞机被俘或击落。正是在此次讨论中，基利安和兰德质疑了比塞尔借助天气调查掩人耳目及如果U-2侦察机暴露，否认美国侦察责任的计划。这是基利安和兰德没被通过的少数几条建议之一。
终于，比塞尔得到了他所需的“通行证”，现在埃森待命即将进入苏联。比塞尔还通知阿登纳即将首航。但得等崔宁将军对莫斯科的访问结束——他是应赫鲁晓夫之邀去参观6月23日开始的莫斯科飞行表演的。崔宁要求在美国代表团月底离开苏联之前不得进行首航。
7月2日，比塞尔批准了两次在东欧的飞行，范围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波兰和保加利亚。那天下午，他和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了汇报。他们陈述了卡尔·奥弗斯特里特6月20日的飞行。至于其他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想知道东欧雷达是否追踪到了U-2侦察机。比塞尔汇报说，有几处探测到了，但那些雷达分析员误以为飞机是在42 000英尺飞行的，几乎比它的实际高度低了22000英尺。总统仍然担心会被识破，又问了东欧之行的其他情况。比塞尔告诉古德佩斯特，欧洲境内的苏联领土将会天气晴朗，最好能马上起飞。
7月3日，盖茨堡，古德佩斯特将这个请示转达给在此疗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总统批准计划于次日开始，为期10日。下午2点，古德佩斯特打电话给比塞尔，告诉他7月14日之前必须完成首轮飞越苏领空飞行。比塞尔希望能延长期限，问道，总统的意思是否指的是天气晴朗的10日。“绝对不是，”古德佩斯特回答，“是按日历算10天，连续时间。你只能希望老天作美了。”古德佩斯特在另一份提及此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比塞尔同意递交追踪及拦截未遂的临时报告。
对这些限制，比塞尔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总统如此安排是希望能更好地控制我们的活动。他想让我们尽力在未来10天内飞行两至三次，然后停下来分析结果。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就苏联的实力而言，飞越其领空确实是极敏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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