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2)

    在1952年余下的时间里，莱格霍恩到华盛顿为施里弗规划侦察蓝图。他选择特殊空中侦察作为五个最高目标之一，还强调了高空飞行的益处：“能够发现和识别目标，对敌军军事力量作出评估，证实关键情报包括原子弹、雷达和地形图表。”他也指出空中侦察的优势：“快速及时、覆盖面广、精确度高。”他还画了一张表格，用来比较不同的侦察工具可能的飞行高度，包括传统飞机、改造后的“堪培拉”和气球及“全新轻型载人涡轮喷气飞机”，大气层外还有卫星。这张简单的草图显示了每种工具能进入苏联领空的距离。涡轮喷气飞机具有飞行高度7万英尺和深入苏联境内1 500英里的双重优势。

    1953年1月，离开华盛顿前，也正好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总统之际，莱格霍恩最后一次敦促施里弗开发能够拍摄具体军事目标和工业基地的轻型单引擎飞机。完成施里弗交给的任务之后，莱格霍恩又一次从紧张任务中回到柯达。他不知道，他已经启动了包括两年内完成U-2侦察机制造的应急计划的一连串后续事件。

    第三章聚焦圣莫尼卡

    默特·戴维根本用不着去阅读美侦察机被击中的报道，就已对政府在采用新方法去刺探“铁幕”背后信息的行动之迟缓感到失望透顶。但他的埋怨与莱格霍恩的高空飞机无关，戴维的雄心壮志是把美国送入太空。他是火箭和卫星计划的支持者，与圣莫尼卡兰德公司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从4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卫星的研制。但在华盛顿，他们并未能产生多大影响，甚至于连莱格霍恩和施里弗这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者都怀疑卫星计划能否在短期内实现。但兰德人从不言弃，一份接一份的报告详细说明，利用卫星能做从飞行侦察、天气预报和通讯等任何事情。虽然他们的梦想直到60年代才实现，但他们早期的工作是极具开拓性和预见性的。若非如此，美国气定神闲地从100多英里的高空俯瞰苏联机场和工厂的日子就会姗姗来迟。

    从渊源和地理状况（随着人口和工业投资的大量涌入，南加州很晚才开始向西海岸气候适宜的广阔地域扩张）来看，兰德并非典型的研究机构，其前身是战时和战后被吸引到南加州的航空团体，它之所以成立于此，部分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拥有古真海姆航空实验所和喷气推动实验室，以及阿诺德将军对西奥多·万·卡门所领导的科研工作的信任。兰德作为陆军航空部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和工程机构，由阿诺德将军及其同仁于1945年创立。兰德相信，战后的空军需要继续利用民间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阿诺德告诉陆军部长亨利·斯廷森说：“在这次战争中，陆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都空前地使用了民间科学和工业资源，而结论是，我们尚未建立一种平衡，以保证军事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工业与大学之间持续的团队合作。科学计划必须比实际研究发展工作提前数年实施。”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深有同感，虽然他并未直接参与兰德的创建。早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会议上，还是陆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并非夸大维持全方位、积极的研究和发展项目的必要性……在导弹、电子仪器和高速度、高性能的飞机方面，探索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那将是致命的危险。”

    一开始，兰德只是一个鼓励打破传统、摆脱五角大楼官僚限制和酝酿长期计划的组织，其成员如戴维等都被给予很多自由。兰德鼓励在解决传统军事问题时采取新式方法，如收集敌军情报等。繁文缛节、党派之争、敏感的局势等都使五角大楼采取行动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这些掣肘的因素对兰德来说并不存在。1947年5月，工作人员们搬进兰德自己的办公室，那是百老汇与第四大街交汇处的一栋两层建筑，几个街区外就是迷人的海滩。周末，戴维和同事们会去圣莫尼卡码头两边宽阔的沙滩晒晒太阳，或打打排球。

    戴维和他在兰德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沙滩。事实上，大海、阳光和适宜的温度早在1940年就把他吸引到了圣莫尼卡。他起先因为个子太高，不便钻进封闭机舱，而被陆军拒于门外。后来，当这个6英尺7英寸高的飞行员志愿加入空军时，空军欣然接纳了他，但当他们把戴维从开放机舱转到封闭舱，发现必须把降落伞留在机场，才能把他塞进狭小的飞行员座舱时，他们也只能辞退了他。

    戴维于1917年生于圣保罗，两岁时随父母迁到加州，定居在帕洛阿图市。他叔叔是一战中的飞行员，戴维自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磨炼飞行技术，不久，他就把课余时间完全用到了海湾旁边的小机场上。中学毕业，尚未考上斯坦福大学之前，他就获得了飞行员资格证书。戴维的兴趣早已转向蓝天，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天空翱翔，作特技表演。1938年从斯坦福获数学学位毕业后，戴维到位于里诺市的内华达大学任教，课余时间里，他多是从特拉基草原（内华达山下的平谷）的当地机场起飞，去作空中演练，以检验自己的技术和勇气。“我喜欢玩发动机失灵之类的游戏，”他回忆说：“你知道，飞机熄火时，你被激发起来，想方设法玩儿转它。这可是孩子式的游戏。”回想往事，他开心地笑了。

    还在斯坦福时，他就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关于太空的书，搅起了他的无限遐想。英国科学家P.E.克立特在这本名为《火箭穿越太空》的书中，描述了太阳系，提出了星际开发和人造地球卫星的想法。“我家里到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他在1998年说，“它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想像太空。”不久，戴维加入了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火箭学会和开发遥远星系思想的摇篮——英国行星际协会。他也开始收集关于太空的文章和书籍，包括德国“火箭之父”赫尔曼·奥伯特的《进入行星际之间的火箭》。奥伯特于1923年出版了这本书，该书作为博士论文上交时，因想法太离奇而被海德堡大学拒绝了。书中描述了速度快到能摆脱地球引力的液体推进火箭。他还支持在绕地球轨道放置人造卫星的想法，其理论和实验性的工作为后来纳粹研制火箭武器，包括V-2导弹打下了基础。战时，奥伯特就在戴维的前助手沃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佩纳明德为这个项目工作。战后，冯·布劳恩搬到美国，成了美国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

    戴维还研究了美国当时最好的火箭科学家罗伯特·H.戈达德的著作。戈达德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长大，1898年读到了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H.G.韦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之后，激起了他制造真实的宇宙飞船的念头。戈达德实验的重大成就包括第一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1926年，在麻省他姑姑家的农场进行了液体推进火箭的首次飞行），从此美国开始被推向太空时代。在斯坦福时，戴维读了戈达德1919年创办的史密森尼专论《到达极高空的方法》。“探索行星的可能性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那儿有另外的世界，而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戴维对戈达德的著作比对《纽约时报》有着更浓烈的热情。1920年1月18日，该报社论版简单地提到了戈达德将导弹送入太空的想法是可行的，前景广阔，但同时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武断地否定了人类将最终登上月球的想法。

    尽管可以表演飞行特技，戴维还是厌倦了内华达的里诺市。一年后，他回到斯坦福，开始数学研究生课程。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升级，他加入了学校的陆军飞行培训项目，期待着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并期望由此获得战争飞行任务的机会。当身高限制打破了他的飞行梦想时，戴维拾起了他的第二选择——制造飞机。他听说过道格拉斯公司，知道该公司在圣莫尼卡有家工厂，就在太平洋岸边，这就足够了。“只要离海滩近，”他说。于是，他把全部家当塞进一辆1941年产的别克敞篷车，向南加州进发了。“我想若能在道格拉斯工作，不时到海滩去散散步，那也就生而无憾了。”后来，他得知，参加斯坦福培训的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都被派往太平洋，并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艾尔·谢根道附近的道格拉斯工厂工作时，他被派去为海军制造飞机。他在那儿度过了战争年代，读完了政府资助的高等数学班，还在那儿认识了同样被复杂理论问题所吸引的同事，他们中有许多人和戴维一样，渴望能为兰德——那个战后陆军航空部资助道格拉斯创建的精英研究机构工作。1946年，当戴维得知兰德正为陆军航空部作有关卫星的应急研究时，他立即请求调动工作。时任空军研究发展部主任的勒梅将军，得知海军已向其他公司下了卫星开发之可能性论证的订单后，遂下令将此研究项目转给兰德公司。1947年初，在第二次卫星论证（这次论证主要讨论卫星潜在的侦察用途）后不久，戴维调入兰德。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三周后完成的火箭工程学可行性报告，更像是巴克·罗杰斯小说中的东西。题目本身就像是另一时代的回归：《试验性环绕地球宇宙飞船之初步设计》。封面是一枚弹壳形状的火箭从地球驶向太空，图中发射台上的多节火箭为圆形、流线型、前端逐渐变细，成为一个尖刺状的东西，整个设计带有些许艺术装饰的意味。但依照1946年的技术标准而论，当报告上交到航空部时，仍被认为是极端大胆和极富远见的。报告说，只要近期内能完成火箭发动机及相关技术的细小改进之后，一颗2 000磅重以下的小型卫星就可以被送入轨道了。

    兰德的专家们虽然认为有朝一日卫星将成为可载人的多功能宇宙飞船，但其早期系统仍采用无人操纵仪器。部分原因是，人类在太空难以维持生命，也难以安全收回卫星和它的载人舱。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卫星所具有的潜在的科学和军事价值，还预见到成为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的国家而具有的政治意义。兰德报告说：“美国卫星技术的成就将激发人类想像，很可能在全球产生与原子弹爆炸相当的反响。”

    兰德报告的顾问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核物理和电子系的路易斯·N.黎登奥就卫星的潜在用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雷达专家黎登奥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卫星能给导弹指示目标。他精确地预见到，在某种程度上，洲际导弹和卫星的发展可互相结合，他还对如何用卫星显示天气情况、提高预报的准确性，以及如何用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及时传输洲际通讯信号作出了说明。或许黎登奥最最独到的预测当数把卫星当做侦察平台，“同样应该提出的是，卫星还相当于观察机，但却不会被尚未掌握类似技术的敌人击落”。

    勒梅和他的航空部同仁都被这个报告迷住了，他们想要抢在海军之前得到太空计划的控制权。接到兰德报告后不久，勒梅和道格拉斯主管就一致同意研究员们立即开展下一步工作，为侦察卫星具体设计研究做准备，也与其他公司签约以进行零件设计奠定基础。该项目由兰德导弹部主任詹姆斯·E.利普监督，罗伯特·索尔特领导。导弹部约有20人，办公地点在圣莫尼卡市的兰德大楼二层备用厅。

    1947年初，对于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冷战局势更加紧张。美国侦察机只能沿着苏联的边境飞行。兰德递交了一系列文件，具体分析了前述报告中已讨论过的问题，包括火箭飞行动力学、液体燃料系统、卫星控制系统及备选发射基地等。兰德于2月1日上交了这些文件， 其中一份出自耶鲁大学天文学家莱曼·小史宾莎，他准确地预言了卫星可以识别和追踪海上轮船的行动，这将成为海军参加行动和战斗的一项重要优势，这也成为海军制定自己的卫星计划的原因之一。

    但是，最具说服性的报告出自利普。首先，他详细分析了延滞开发卫星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对这些原理的掌握是一项可靠的物质进步指数，”利普预言到，“在太空探测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将会被公认为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世界领袖。想要具体明白它对世界的影响，你不妨想像一下，当美国人突然发现别的国家已经成功发射卫星时，他们将要表现出的惊惶失措和羡慕与钦佩。”

    在硬件系统方面，利普提出了好几条重要建议，包括在卫星上配置能向地面传送照片的大功率电视摄像机。利普又在调查整个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两个独创的想法：一是在极轨道设置卫星，以提供连续侦察报告；另一个是让卫星停在极高空——升入太空25 000英里，它们的运行速度将会与地球自转同步，由此得以持续停留在世界某一地区。这种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的轨道理念，使今天的通讯网络成为可能，此想法最早是由科幻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于1941年提出的。利普在他那篇不同寻常的报告的结尾，还劝告说应立即开始行动——开发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