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大难不死（2）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身边无一人，没有接到一个对我表示安慰，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的电话。仅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二十三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作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像麦秆似的震荡直下。快接近地面时，驾驶员即刻明白要救乘客，只有一招：不能平贴着陆，只能先俯冲。他们三人便选择牺牲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阿拉法特。

    飞机撞碎成好几段。机组成员还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们伤得实在太重，眼看就这样死去。真是勇敢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