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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成功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恐怖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学生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军事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带。阿拉法特及其朋友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56年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军中服役。其专长是：排雷和清除炸弹，这对后来他一生从事解放运动很有益。他凭着热忱和机智，与对“抵抗成员”大加同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缔结关系，并在饥寒交迫的难民营里建立秘密联络点。游击队训练在约旦公开进行，并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作战。
游击队对抗以色列人，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抵制。侯赛因国王不赞成他们从约旦或在约旦领土上进行战斗。约旦河西岸1948年被阿卜杜拉国王并入哈希姆王国。因此，突击队行动时要表现出双重警惕性，即上前线迎击以色列军队，归来后要对付约旦军队；第一个突击队员曾被约旦阿拉伯兵团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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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在被放弃的街头，载满军人的吉普车和卡车占据了阵地。城市的各个出口都已壁垒森严。抵抗战士在拜特富和纳布卢斯向以军巡逻队投掷手榴弹攻击之后，以色列人施行传统的戒严部署。这次宵禁持续了三天。
夜晚和白天一样，以色列人向那些虚幻的目标扫射。他们的目的是要恐吓我们，表明要严惩我们。在纳布卢斯，从市场旁边的中央广场起，他们对全城进行了系统搜查。他们挨家挨户闯进去搜。他们的情报机构通报他们，要追捕的重要人物，即策划抵抗行动者，大概叫××阿布·穆罕默德，即阿拉法特早年的化名之一。他的名字大众还不太了解，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怀疑他在约旦河西岸领导游击队行动。达扬亲自主管这一追捕。鉴于以色列人采取手段的严厉性，我们深信在该区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已变得人多势众了。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兄弟”。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恐怖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恐怖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母亲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母亲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军事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母亲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母亲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名人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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