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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四叔两家都做粉丝，全是手工操作。先把山芋搅成糊，再将糊放在大纱网里过滤，滤下来的渣放一边，可以搀进麦糊里烙煎饼，老扎得牙床疼但我们从来不敢吐。滤下来的汁放在大缸里沉淀，沉淀下来的东西再晒干就是芡粉。干芡粉放在大缸里，加水用胳膊搅和开了放在带孔的大瓢盆里（做这活计的人的胳膊有力而光滑），一个人脚蹬大锅沿，高举着瓢，一瓢一瓢将粉丝漏到滚烫的水里；粉丝出锅就要冷冻，冻的火候很讲究，要行家把式才能，冻完了扔在河里解冻，捞出来晾个半干，硫磺熏，熏完再晒，晒干就是大街上所卖的粉丝了。其中洗山芋、晒渣、晾粉丝、拣掉在地上的碎粉丝都是小孩子的活，绝不是好活。秋冬季节渣带着冰凌，要一把一把搦干放在地头晒，手老冻得红肿红肿的；拣掉在地上的粉丝也很烦，因为干碎粉丝和地上干草极像，很难拣干净，所以挨骂是难免的，父亲的理由是：怎么别人都能，就你不能呢！人家比你多鼻子多眼！当然，后来我才明白那么多人分不清麦苗、韭菜，顶嘴的证据也实在来得太晚。
我和四叔搓着很难弯曲的手一块上学，一块交换同一个苦楚：长大以后，咱爷俩说什么也不做粉丝，这东西起早贪黑，连小孩子都不能安生。后来四叔参军去了，又花钱走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后门，接着读军校落户新疆了。听说他已娶妻生子，反正不做粉丝的。20年后我承认这算抱负吧，我们毕竟不是刘邦或伍子胥。还好，谁也没食言。
我和四叔做的另一件事是偷香椿。俩人瞅好几天啊，瞅个好天，上学的路上趁东方未亮，嘎巴嘎巴把人家香椿树连芽都掰了，还搬断两棵树。这香椿被送到四叔的嫂子那里拌豆腐吃掉的。自己劳动换来的总是甜。
第二次大规模吃香椿是大四了，当时毕业论文大致草就，工作已定，所以五四回家一个来月。我父亲是种粮能手，却不大搞杂七杂八的作物，那一年偏巧搭了个塑料棚，棚里只有香椿和辣椒，我吃一个来月香椿还意犹未尽。好多年后我写家信曾告诉过我父亲这一段似乎失之高尚的记忆很美丽啊，年逾花甲的父亲竟寄来一枝三杈五叶的香椿，这枝叶子成为我相册里最美最迷惑的风景。我常常清理相册，所以我获得了好几份这风景的影子，在相册膜上，我精心地垫上一掌白白的纸笺，影子便很清晰；更值得欣慰的是，香椿叶本身褪去绿色和汁液，也终于不能更加憔悴了。
3.离开乡村，奔赴城市
一直到初三，我的成绩在应届男生中属于最突出的几个。中考将临，我第一次在门槛上看到一种敞开的蛊惑，是什么在朝我挤眼呢？考小中专吧，父母希望什么，任何人包括15岁的我都很是了然。当时，小中专肯定比一般高中更难以企及。然而，我1米44的身高成为铁门限（小中专有身体要求），木木必须在回家干活和上高中之间两者择一。我体质不好，虽然不曾进过医院，小病总是不断，睡几觉也肯定能扛过去，初中毕业竟也没有长成一块干活的料子。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去挖野菜，铲子楞是铲不动一棵草呀，我急得号啕大哭。哭呀铲的，铲着哭着念叨的耗了多久并不晓得，就这么我在一个坟头睡去了。星光底下，姐姐叫醒我，给我擦干眼泪，顺便铲几把草，把几乎光着的篮子底敷满绿色，而后一起穿过坟地、芦苇丛、玉米林回家，战战地。我没有挨打，甚至父亲都没有骂；但我自己绝对没有庆幸，瞪着大眼睛睡一夜；这夜，好像几近而立之年的今天还没有醒。那哭声也好像没人听到，我至今仍引为大幸。1米44加上瘦弱，在家肯定半废着；父亲告诉我：能读高中也行，长长身体再说吧。
我们县重点高中在全县要提前二三个月招生，班主任帮我报了名。考试前一天，由老师带着十三人一行坐长长的三十分钟的汽车奔赴县城，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村镇。当晚住在一家招待所，这是我第一次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床上，一切很奇妙。好像还有重点高中的一位老师来看望我的班主任，他推荐我们呵：看，我给你带来的孩子多好，多嫩，掐一把还冒白水呢！
考的第一门是语文，第二门数学。数学考试里，有好多自己本来格外熟悉的题目，却楞憋不出来，我搞得好像一团糟。也算自暴自弃，最后一门化学考试，我在原子量的混合运算中睡着了。
成绩揭晓，我差五分落榜。这次，父亲也没有责怪我，因为我是学校应届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许将不再上学了，父亲的脸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话要告诉我。我自己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辩解，只是突然发现蝉不叫了，四周所有声音都似乎消失了，自己依然趟着昏蒙蒙的黑团团不断移动的河，吃饭、上学、干活、睡觉，连梦都昏蒙蒙地飘来飘去。
堂婶做父亲的工作，我报考我们县城稍次一点的高中了。离中考仍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始终像搅和泥沼的猪，在昏蒙蒙的河里游泳。老师重点培养考中专的学生，我以全班最矮的身体，坐在最后一排离门最远的角落，半睡半醒之间，一直不曾摸过课本。
临中考，堂婶的丈夫、我的二叔告诉我：弄了一个名额，木木接着考重点高中吧。县城的重点高中原来分两拨招生，一拨提前考（我已落榜），一拨照顾县城周围的兄弟学校，好像我冒名于河南中学。
那一年，河南中学考取县重点河堰中学的有四个学生，全是我在镇初中的同学，他们而后在河堰中学的成绩都相当不错，结果都进入著名的学府：东南大、哈工大，好像另一位是清华。据说，河南中学后来对我们镇初中的冒名学生名额基本放开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吧。
中考前一个多月就完全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任何心思，考后也没有任何心思，我只是做活更主动了，父母亲便没什么好说。
有一天，堂婶告诉我的父亲：木木考取了河堰中学，但要交三百块钱。也许是愤怒，也许是无谓，也许是高傲：“考取，上；考不取，散！我一分也没有！”堂婶狠狠地吵了我父亲一顿，但父亲再没别的话。晚上，堂婶笑着告诉我和我母亲：木木考上了；一旦提起我父亲，她仍有些不平。
开学的时候，父亲不能一子儿不出的：119块半，100块是学费（期末结余40多元），19块半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15斤大米，一摞香喷喷的纯小麦煎饼。姐姐将我送到一里多远的镇车站，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村庄。此后，准时地一个月回家一次，为了19块半，15斤大米，一摞母亲连夜烙的纯小麦煎饼。在后来，好像19块半涨到21块半，23块半，家里从未拖欠。
我从县城回家开始靠汽车，但汽车一天三班，当晚一班老是在周末下课时票已售完或车子先行一步了；我们不得不投向往返于城镇、农村之间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的司机并不友好，我们要乘其不备，或者在拖拉机爬挤的上半坡出击，被缠上的司机没办法只能认栽，詈骂着问我们到底到哪里去。某周末，我和我们乡镇初中一起进河堰中学的两伙伴异常不安，决定回家。不是月底，没准备，决定挺突然，所以晚了些，只能指望爬拖拉机。那晚是大雨过后，路上竟不曾遇上拖拉机，这样走下去又饿又渴，半死的太阳落去，星星却不曾来。我们偶然遇上大卡车飞驰而过，六只眼睛死盯着那尾灯，希望这盏灯能很快拐向我们熟悉的方向。夜路竟如此漫长，或者这盏灯的拐弯欺骗了我们。走下去。
离家大约还剩五座村庄，岔道一拖拉机从身边驶过，我们三个人却怎么也不可能追上它了，索性走下去。
离我家还剩三座村庄，我们三伙伴中的一个拐另一条道终于马上可以吃顿热饭。这儿离我姑妈家也很近，我建议我的伙伴一起借宿我姑妈家，明天赶路。我的伙伴拒绝说：你撑不住，去吧。我终于去姑妈家了，为一顿热饭和一个被窝。我的伙伴接着赶路，他的家比我还远一座村庄。
（事隔五六年，我的伙伴告诉我：他一个人赶路不久逢他本村的拖拉机捎上他，我很宽慰。又隔五六年，我又重逢了我的伙伴，他没有骂我，我想我有理由忘掉这件事。）
我第二天回到家，家里很惊异，我的母亲显然有些慌乱，好像犯了错，她没有烙一夜煎饼的准备。我说我可能是想家吧，父亲抬头喃喃一句话：总共三间屋框，五堵墙，有啥好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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