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喂养大的孩子
从麻雀到城市——蒙木(1)

    把轮椅转向风口

    那顶帽子，饰着花圈的帽子，又抢了我的眼

    ——落地会不会再扬起

    从土堆探出一张脸

    让我们谈谈空气和太阳

    让我们谈谈田野和时间

    怕风裹了嘴

    怕泪哽了喉

    ——我们相对无言

    你不能再离开

    我不能再回来

    我们被抛在异域

    各自，寻求——

    你是我的祖先

    还是我的朋友

    让我看看，看清楚

    你永葆青春还是不变的苍老的脸

    ——那帽子在风里在草底在你的肩上颤抖

    也许我们曾萍水相逢

    也许我们将厮守终生

    那是宿命

    两只鞋子

    一脚是温驯，一脚是抗争

    声音近了

    高高低低地

    ——向着我，望着我

    1.看麻雀的用都没了

    今天的人们都在吃着科学、王八、肯德鸡什么的，而我只能啃着粮食。直到1980年，在那曾经老区的农村，山芋供应都不充足，母亲常劝我：睡吧，睡着就不饿了。后来，家里的主食渐渐过渡到玉米、小麦，不太久开始夹杂上大米，于是温饱了。山芋和玉米个头大，收罗起来不怎么费神的。小麦相对就很麻烦，颗粒小，深受饿了几十年的麻雀的青睐——我在学龄前的职责常常是从麻雀嘴下抢口粮。晒麦子时，坐在场边，手里握着长长的芦苇，不时举起挥挥，嚎两声让雀贼儿不得驻足。也许是年龄小没事儿可想，也许是特别怕我父亲的暴怒和巴掌，总之我特别尽责，只要没有父母的特赦口谕，自己是宁愿饿得发慌也不会放下芦苇的——这使我小有名气，因为看麻雀竟出奇的安分。

    7岁的时候，家里要我去上学，中心学校大约两里之遥。人家拒绝接收我，因为它规定上学必须年满8周岁。当时根本没有接送孩子这套说法，并且上学要自备课桌凳子，7岁的孩子确实无力将笨笨的桌凳拖上那么远。我本家有一位堂婶恰好在一座极不正规的学校教书，她顺便把我网到自己的羽翼下。那学校在几个村庄中间的荒地里，仅仅三间屋子，原是土庙。庙里有个尼姑，占一间小屋，她经常被称为我们的校长：校长缺少卷纸烟的纸张，我们喝她一瓢凉水必须用簿本去交换。（据说校长年轻时是为了她二哥的病才被送进空门，有位巫医对她父母说二哥有病是前世的孽，不可治愈，除非有人肯到娘娘面前顶罪。校长最忌讳别人讨论她的性别，我们被勒令称她“先生”。没人知道先生的年纪，她在五六年后就死了，据说尸体下土当天夜里又被野狗扒着吃了。人家还说先生死后，有一位和尚继承着她的锅碗瓢钵。）仅有的两位老师用两间屋子组成两个年级。一个是我堂婶带的幼儿园，课本用一年级的教材；择优进入下一档次，姑且叫二年级吧，因为他们择优将进入中心小学的三年级。两个年级的课程都是一门半：语文附带数学。两老师要晚上家里先跟丈夫学习，白天再教我们。我们进入中心小学的学生都不懂什么体操、什么音乐美术，傻得蜚声乡里，这一切都没谁在乎。

    堂婶说我学得很刻苦，于是写字本用得就偏多了。那买簿本的钱必须她出面向我父亲去索要。父亲钱是给了，嚷两句也必不可少：不干活，还花钱？将来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放学回来，我必须干活，伺候猪和鸡的饮食。最后趁着活计干完的夕阳余光，跪在磨盘上完成第二天的作业，便常常在星星的闪眼底趴着睡去（倒好像始终没有着凉过，毕竟小孩腚后三把火）。还要近乎定期地午夜起床，推磨，母亲用这磨成的面糊烙煎饼。学习本来是穷人家孩子的副业，我难免上课打盹（这打盹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于是，晒麦子相当于我的节假日。兄弟姊妹群中我最小，垄断着看麦子的活计，我有幸对着麦子和太阳打个盹。打盹的代价一般是挨骂或者一顿打，二奶奶告诉父亲：木木连看麻雀的用都没了。木木盼望长大，长大以后才能没人打没人骂，才能开心笑笑。我长大以后还有没有看麻雀的用呢？二奶奶陪我又过十八个年头，七十多岁入土了。她死时，我正在北大读书，做着天之骄子的春秋梦。如今独立糊口好多年了，扪心倒也难以否认：书确实让我失去了看麻雀的功能；二奶奶濒死的喘息也因为这，于我算不朽了，那声音甚至在我空荡荡的记忆或未来中与日俱高。曾十来个年头，二奶奶冬天就半身不遂，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但每逢天暖自然痊愈，可以干些活计弥补她冬天的愧疚。二奶奶的影子便格外地长，给我一种启示：太阳成了我的迷信。

    2.我和四叔的抱负

    我上学还算顺利，带着幼儿园的绿色兜兜上一年级的课程，顺理成章地直接升了二年级；只是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数学补考也未及格，老师要把我留下来作学校的尖子生，因为我语文很突出。但我非常害怕，怕父亲告诉我他学费花得不值。我哭嚷着不愿留在庙里，倔强地说：留也不在这儿留。显然由于堂婶的同情心，我直接到中心小学读了三年级，此后数学竟也不错。除了体操课搞不清左右腿，其他分数都满过得去。总算不曾留级，到初一我赶上了我的堂四叔，我们年龄相差六七岁。那时，留几级很正常，有人上十年小学（五年制）就回家结婚的。

    记忆中我和四叔一起做过两件事。